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污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于故大堤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堤，激水使還，百餘裡間，河再西三東，迫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氾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也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群臣雜議。」於是光祿勛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仆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仆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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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暗不言，聽于塚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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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奸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皆此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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