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在形式上多數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韻，但並不拘泥，富於變化，許多詩常常衝破四言的定格，而雜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雜言詩，但並不拗口，反而覺得錯落有致，讀起來有自然的節奏。章節的覆疊是「國風」在形式上的另一特點。這當與「國風」全部都可以歌唱有關，但它同時也增加了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不少詩篇就是在反覆吟唱中，傳達了詩人的感情和詩的韻味。像《芣苢官》(「周南」)一詩，是婦女採集野菜時唱的，全詩三章十二句，中間只換了六個動詞，但它卻寫出了採集所得由少到多的情況，而且正如方玉潤所說：「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詩經原始》)《漢廣》(「周南」)一詩只每章的末四句疊唱，但詩人那種求偶失望的心情和那可望不可即的漢上游女的形象似乎就隱現在這長歌浩嘆的疊唱中。《采葛》(「王風」)也在反覆疊唱中表達了戀人們深摯的思念，「一日不見如三秋」，直到今天還活在人民的語言中。

「國風」的語言，準確、優美，富於形象性，特別是由於它們的作者根據漢語音韻配合的特點，運用了雙聲(如「參差」、「玄黃」、「踟躕」)、疊韻(如「崔嵬」、「窈窕」)、疊字(如「夭夭」、「趯趯」、「忡忡」)的語詞來描摹細緻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徵，因而收到了較大的藝術效果。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有很好的說明，他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但應該指出，民歌語言這一特點，並不是像後世文人那樣苦心經營出來的，它決定於勞動人民對事物的細緻觀察和口語的自然，因而才那樣樸素、鮮明，沒有矯揉造作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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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研究《詩經》的著作中，對賦、比、興有種種解釋，但今天看來它們只是前人歸納的三種表現手法。賦、比、興最早見于《周禮》，它們與風、雅、頌合稱「六義」。它的基本含義據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雅詩、頌詩中多用這種方法。「國風」中則較少使用，但亦有以此見長者，如《溱洧》、《七月》等。比就是譬喻，它「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文心雕龍‧比興》)，從而使形象更加鮮明，如《相鼠》、《碩鼠》用老鼠來比喻統治階級的可憎可鄙，《氓》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婦愛情的變化。《終風》(「邶風」)以既風且暴的惡劣天氣比喻丈夫的驕橫暴虐和喜怒無常。興的基本含義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像《晨風》(「秦風」)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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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開頭兩句是起興，它與下四句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聯繫。它的作用只是為了引起下文，使詩歌曲折委婉，而不給人以突兀的感覺。但也有起興和下文有聯繫，大抵同樣起着比喻的作用。詩歌作為藝術創作活動，它必須有着選擇和加工，因此「國風」有不少起興，不僅表現了詩人狀物的工巧，而且也有助于詩人對形象的刻劃，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如前面所舉的《桃夭》、《谷風》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代民歌比興手法的運用，大大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它可以在極短的篇章裡造成極動人的境界和形象。比興手法在我國詩歌創作中一直繼承着、發展着，這是周代民歌對後代文學有重大影響的一個方面。

第四節 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它的出現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成就，是我國文學發達很早的標誌，在我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極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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