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統治者汲取前朝亡國教訓，頗有敬天保民思想，他們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為鑒。《無逸》一篇就是從此出發的，也是這種思想的集中表現。它告誡成王要念稼穡的艱難，不可貪圖逸樂，要效法文王勤勞節儉，「懷保小民」，「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這對於過去統治者來說是一種新認識，也是比較進步的政治觀點。《無逸》敘述頗有條理，有層次，從記敘文的結構上看有顯著進步。

《秦誓》是春秋時秦穆公悔過之詞。他因不聽蹇叔之言，「勞師以襲遠」，結果為晉所敗，三帥被俘，「匹馬只輪無反者」。他愧悔之餘，恍然于「番番良士」、「仡仡勇夫」和「截截善諞言」的這三種人的區別和取捨，流露了真實的感情；通篇又始終用對比描寫手法，是散文創作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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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銅器，特別是鐘鼎彞器，上面多有文字，我們稱為銅器銘文或金文。殷商銅器已有簡單銘文，到了周代才日益發展。這些銘文的內容很複雜，大抵不外有關貴族的事功、訟斷和賞賜等。由於器物的限制，銘文不能過長。但也有三百餘字的，如《散氏盤銘》，有近五百字的，如《毛公鼎銘》。銘文一般為散文，但也有用韻文的，如《虢季子白盤銘》：

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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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周宣王時，作器者記他同獫狁作戰立功受賞的事，與《詩經》的《六月》略同。銘文字多難識，又有缺蝕，加以有關當時的名物制度以及這些貴族的生活內容多不易瞭解，所以非常難懂。

《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這種編年史周王朝和諸侯各國都有，雖然內容不同，一般都稱為「春秋」。現今流傳的魯《春秋》是經過孔子修訂的。它極其簡括地記載了周王朝、魯國及其他各國的事件，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時，周室不振，諸侯爭霸，戰亂迭起，外族交侵。孔子為維護周王朝奴隷制的統治，主張尊王攘夷，正名定分，企圖鞏固王朝最高奴隷主政權，使「大一統」局面恢復安定。孔子這種政治主張，通過《春秋》的謹嚴書法，表現出來，在當時是為日趨沒落的奴隷主國家服務的。《春秋》記事，語言過于簡單，類似後世新聞標題，只是片斷記錄。亦有記得簡練明白的：例如僖公十六年書曰：「春，王正月，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寥寥十餘字，敘述錯落有致，與《尚書》、金文大不相同。

第二節 左傳 國語

周平王東遷以後，至于春秋戰國之際，社會急遽變化，階級鬥爭複雜激烈，奴隷主貴族日趨沒落，地主階級逐漸興起。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他們都必須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國有大事，互相赴告；會盟朝聘，史不絶書；褒善貶惡，直筆不隱。因此各國史官便自覺地積累了大量的檔案資料，比各編纂之用。這時候，從前專門記載王朝、諸侯的誥命和大事記如《尚書》、《春秋》之類，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於是產生了以記載各國卿大夫和新興階級的士的言論以及諸侯各國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歷史，這就是《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新型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至魯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僅僅是最簡括的歷史大事記，《左傳》則詳載其本末及有關佚聞瑣事。如隱公元年《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只用六個字，《左傳》則敘述鄭莊公家庭間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潁考調和莊公母子關係，極其委曲詳盡。前人多說《左傳》不傳《春秋》，《左傳》固然和《公羊》、《彀梁》不同，但其中往往發凡起例，解釋《春秋》書法，不能說同《春秋》完全無關。

《左傳》的作者，從來說法分歧。司馬遷、班固都說是左兵明，班固並說左丘明為魯太史。唐以後學者多有異議。《左傳》記事到智伯滅亡為止，它的作者顯然是戰國初年或稍後的人。至于這位作者是否魯國太史，別無可考。但必然是一個充分掌握春秋時代諸侯各國史料的學者則毫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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