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屈原作品中的真偽問題，後人紛紛討論，各執一說。現在看來，《大招》一篇顯然是模仿《招魂》寫的，而詞采遠遠不及，可以肯定不是屈原所作。《漁父》一篇司馬遷在屈原傳中本是作為一個有關屈原的故事來敘述，並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所以王逸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這個推測是有道理的。因此《漁父》不應算在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之內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遠遊》、《卜居》以及《九章》中的《惜往日》、《悲迴風》等篇，也有人認為後人所依託，但缺乏充分根據。由於年代久遠，後人對於作品的理解不同，看法不同，眾說分歧是不足怪的。

第三節 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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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離騷》篇名的意義，司馬遷引淮南王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二說雖不同，但都可以講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義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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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寫作《離騷》時已經度過了大半生。他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不斷遭到腐朽的貴族集團的排擠和打擊，這時已經再被放逐，到了救國無路的地步；而楚國也由一個頗有希望的國家，被弄到了瀕臨危亡的絶境。詩人瞻前顧後，感慨萬分，他把堅持奮鬥而不能實現愛國理想的沉痛感情，溶成了這篇激動人心的詩歌。

《離騷》對詩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現。在七雄紛爭、各國存亡處于緊要關頭的戰國時代，詩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國推上富強的道路，甚至由它來統一中國。他列舉歷史上興國的聖君和亂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堯舜為榜樣，以「捷徑窘步」的桀紂為戒鑒，把楚國建設成為強大的國家。不僅如此。處于當時奴隷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的大變革時期，詩人為了真正達到這一目的，還突破了貴族階級的侷限，反映了新興階級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張：「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所謂「舉賢而授能」，即不分貴賤選用賢能來治理國家；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即修明法度，嚴格按法度辦事。這是與維護貴族特權的世襲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則針鋒相對的。可以說，祖國的富強是詩人理想的目標，進行政治革新則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他的愛國主義精神是與追求進步政治的精神緊緊結合在一起的。這既說明了詩人思想的進步性，也說明了他的愛國理想的深刻性與人民性。

《離騷》的基本內容就是表現詩人對實現這一崇高理想的熱烈追求和不懈的鬥爭。全詩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從篇首到「豈余心之可懲」為前一部分；從「婦媭之嬋媛兮」到篇末為後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詩人對已往歷史的回溯。他敘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輔助楚王進行政治改革的鬥爭。詩人從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鍛鍊品質和才能，並決心把這一切獻給祖國的富強事業。他對楚王說：「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聘兮，來吾導夫先路!」但是詩人這一熱愛祖國和人民的願望，卻因為觸犯了貴族集團的利益，招來了重重的迫害和打擊。貴族群小向他圍攻，極盡誣衊誹謗之能事；楚王聽信讒言，不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為實現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變質了。當詩人回顧到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壞，祖國的命運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滿腔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動勢力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痛斥貴族群小「競進以貪婪」，「興心而嫉妒」，「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指出他們蠅營狗苟，把祖國引向危亡的絶境：「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他還大膽地指責楚王反覆無常：「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對人才的變質，詩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嘆；「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但是詩人並沒有被這種沉重的感情壓倒，也決不向反動勢力屈服，他寧肯承擔迫害，也不變志從俗：「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確，要永遠堅持自己的道路，忠於理想：「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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