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記》是高明在元末避亂隱居寧波城東櫟社時根據長期在民間流傳的南戲《趙貞女》改編的。《趙貞女》寫蔡伯喈上京應舉，貪戀富貴功名，長期不歸，趙五娘獨力支持門戶，在蔡家父母死後到京師尋訪伯喈，伯喈不認，最後以馬踩趙五娘，雷轟蔡伯喈結束。陸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可能這故事在搬上舞台之前，已在民間流傳。戲中情節並不符歷史人物蔡伯喈的真實，然而戲劇的矛盾是尖鋭的，傾向是鮮明的。它通過蔡伯喈的背親棄婦，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飛黃騰達就要棄妻再娶的現實，從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高明把譴責蔡伯喈背親棄婦的《趙貞女》改為歌頌蔡伯喈全忠全孝的《琵琶記》，他的主觀意圖是藉此宣揚封建道德。他在全戲開場時說：「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又說：「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都表明了他的創作意圖。在這種創作意圖指導之下，故事內容改變很大。蔡伯喈原來是個孝子，同趙五娘結婚後夫婦感情也很好。他本來不想去應考，他父親蔡公不從。他考中狀元後，牛府招他入贅，他辭婚，牛丞相不從。他辭官，朝廷又不從。這「三不從」是高明把蔡伯喈寫成全忠全孝的主要關目。蔡伯喈入京之後，他故鄉陳留遇到嚴重的災荒，趙五娘獨力維持一家生活，蔡公、蔡婆先後在饑餓中死去。趙五娘一路彈唱琵琶詞行乞，到京師尋覓蔡伯喈。由於牛氏的賢惠和牛丞相的回心轉意，她終於和蔡伯喈團圓，並且得到了朝廷的旌表。由於作家主觀上企圖通過「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來宣揚封建道德，作品中的人物都被塗上了封建說教的色彩，連趙五娘也不例外。甚至在她乞丐尋夫時，還聲明自己「只怕公婆絶後」，不是為「尋夫遠遊」。蔡伯喈口裡几乎無時無刻不思念父母和趙五娘，給人一個孝子義夫的假象。牛氏除少數場合外，就成為作者主觀安排的宣傳封建教條的傳聲筒。

然而《琵琶記》的思想內容是比較複雜的，除了上面指出的嚴重缺點外，它確還有不少現實主義的描寫。這是由於作者世界觀的複雜性所決定的。首先，作者一面通過蔡公、張廣才等勸蔡伯喈入京應舉，認為這是「顯親揚名」，是「大孝」；一面又讓蔡伯喈中舉後，陷入了實際上背親棄婦的境地：父母雙雙餓死，妻子歷盡艱辛。以致蔡公臨終時對他十分怨恨，張廣才罵他「三不孝逆天罪大」，這就在肯定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同時，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其次，作者對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有所不滿，因此在宣揚封建道德的同時，還通過不少情節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如蔡伯喈考取狀元後由於牛丞相的專橫，給蔡伯喈一家帶來種種痛苦；陳留髮生災荒後，由於地方官吏的貪污，加深了人民的災難等。第三，作者一方面要宣揚封建道德教條，一方面又想把戲寫得「動人」，這就必須把人物放在特定環境裡通過種種生動的情節來打動讀者和觀眾。作者生長農村，經過元末農民大起義，目擊當時在暴政和災荒之下掙扎的農村人民的痛苦，並對他們懷有一定的同情。因此在描寫趙五娘和蔡公、蔡婆這一家的痛苦遭遇時，他世界觀裡的進步因素起了作用，有可能在南戲《趙貞女》的原有基礎上進行加工，寫出一些真實動人的情節。如《糟糠自厭》、《代嘗湯藥》、《描容上路》等以趙五娘為中心的許多齣戲確是寫得動人的。然而作者把趙五娘這一家的遭遇寫得這樣悲慘，目的並不在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要人反對它；恰恰是為了說明蔡伯喈、趙五娘等在這人所難以忍受的逆境裡也能「逆來順受」，屈從封建道德，因此他們雖然在長時間裡經受種種苦難，最後卻落得「一門旌表」的大團圓。正因為這樣，作者不但把蔡伯喈寫成「畏牛如虎」的軟骨蟲，就是趙五娘也缺乏一個受迫害婦女所應有的反抗性。她的痛苦遭遇雖然感動人，但她對待這種遭遇的態度卻始終不能鼓舞人。這是《琵琶記》在人物塑造上一個致命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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