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王妃見了陳郎，當面把公主許配給他。原來陳生曾在洞庭湖中釋放一隻被捕的豬婆龍，龍即王妃，婢即銜龍尾同時遇難的小魚。陳生從入園到見王妃，本可以單刀直入寫得十分簡單，但作者卻故意在這個簡短過程中安排了曲折的情節，一收一縱，步步扣人心弦。這不僅使故事變化莫測，而且也是刻劃人物必要的步驟。正是在這段細膩描寫中，可以看到公主的愛才和王妃的重義。另外，《聊齋誌異》還有大量的花妖狐魅參預到現實生活中來，由於他們都神通廣大，來去鶻突，就進一步造成了情節的倏忽變化、離奇曲折的特點。如《阿綉》中狐狸幻化的假阿綉，《宦娘》中的鬼女宦娘，《張鴻漸》中的狐女施舜華，《紅玉》中的狐女紅玉等都起了這樣的作用。至于那些以描寫狐魅為主的故事，這種特點就更為突出了。

《聊齋誌異》的傳記體性質，決定它在結構上常常是以一個中心人物為主，故事隨着這個人物的活動逐步展開，並通過他串連一些次要人物；而在情節描寫上，則分別輕重，用多種多樣的筆法，加以組織和交代，從而收到了主次分明、脈絡貫通、敘次周密、結構謹嚴的結果。如《念秧》，受騙者有王生主僕，設騙局者有張、許、金、佟四人。先是張、許、金三人單出，各設一局，未能得手，而後四人合謀一局才得成功。故事人物多，情節複雜，但一路通過王生主僕串連起來，絲毫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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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誌異》還善於描寫景色，不只畫面鮮明，而且常常造成一種氣氛、境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如《嬰寧》寫嬰寧所居之處，「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啟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這就和嬰寧天真純潔的性格互相襯映，顯得異常調和。

《聊齋誌異》語言精煉，詞彙豐富，句法更多變化。作者既創造性地運用古代文學語言，又適當吸收和提煉當代口語方言。在單行奇句中，間用駢詞儷語，典雅工麗而又生動活潑，極富於形象性和表現力。但用典過多，也影響了語言的鮮明和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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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誌異》刻劃人物注意個性和細節的描述；安排情節注意故事的曲折有味，顯然是吸收了傳奇和史傳文學的特點而有了新的發展。文章的波潤起伏，語言的搖曳多姿，又顯然接受了先秦兩漢散文和唐宋古文的影響。至於人物語言的精妙傳神，諧謔有趣，也分明可以看到《世說新語》的影響。正是由於作者廣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藝術經驗，融匯貫通，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才使它達到了文言小說的高峰。

第四節　聊齋誌異以後的文言短篇小說

《聊齋誌異》問世後，曾風行一時，模擬的作品紛紛出現，乾隆年間有沈起風《諧鐸》、和邦額《夜譚隨錄》和浩歌子《螢窗異草》等。不過這些作品大都是模仿《聊齋誌異》的形式，而丟掉它寄託「孤憤」的積極精神，「談虛無勝於言時事」(《夜譚隨錄自序》)，離開現實生活較遠，缺乏進步的思想內容，藝術水平也不高。《諧鐸》中有少數作品涉及社會現實，如《考牌逐腐鬼》、《讀書貽筆》等流露了對科舉的不滿，《森羅殿點鬼》、《棺中鬼手》等譏笑了官吏的貪婪，但作者過分追求詼諧，未免削弱了諷刺力量。

乾隆末年，袁枚撰《新齊諧》(原名《子不語》)。作者自述其創作動機說：「文史無以自娛，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感也。」(《自序》)作品內容也確乎是些供無卿消遣的神鬼怪異之談，沒有什麼思想價值。不過全書的文筆頗自然流暢。

從乾隆到嘉慶初年，影響最大的是《閲微草堂筆記》。作者紀昀(1724-1805)，字曉嵐，直隷獻縣(今河北獻縣)人。他三十一歲中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曾主持纂修《四庫全書》，是乾、嘉時期「位高望重」的學者。《閲微草堂筆記》是作者從乾隆五十四年到嘉慶三年陸續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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