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性格上一個很顯著的特點是把他的全部熱情和理想寄託在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女孩子身上。他認為「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鐘于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物而已」。又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得濁臭逼人。」這種看法似乎有些怪誕，但在那個時代確是對「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觀念的大膽挑戰。寶玉的叛逆性格還表現在對封建貴族生活的厭棄上。他恨自己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認為富貴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賈政要他刻苦攻讀，結交官場人物，把重振家業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可是他偏偏看不起科舉仕宦，認為這只是「鬚眉濁物」、「國賊祿蠹」之流用以沽名釣譽的手段。有人勸他談些「仕途經濟」的話，就大覺逆耳，斥為「混帳話」。他懶于和士大夫接談，並痛罵那些以「文死諫」、「武死戰」來沽名釣譽的人物。但和那些出身寒微的人卻結成了傾心之交。對貴族家庭中的種種熱閙繁華，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冷漠。姐姐元春封為貴妃，「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歡天喜地」，只有寶玉置若罔聞。當賈珍請客唱戲的時候，他只略坐一坐，便逃開了。他和黛玉的愛情是促使他一步步走向叛逆的主要原因。寶玉在這個封建貴族家庭裡，被家長們看成是「不肖的孽障」、「混世魔王」，只有和他自幼相處，從來不向他講「那些混帳話」的林黛玉，才是他唯一的知己。他和黛玉在相互瞭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礎上產生了愛。這種愛情和歷來作品中所描繪的「佳人才子」式的愛情有着本質的區別。向來戲曲小說中所描寫的才子佳人，在受到封建勢力的壓迫時，從他們本身的幸福出發，有時雖也表現了反封建的思想傾向，但由於他們的人生道路和封建統治階級有其根本一致之處，最後往往以夫榮妻貴的團圓結束。而寶、黛的愛情是建立在共同反對封建主義人生道路的基礎上，帶有更其鮮明的叛逆性質。因此這種愛情愈發展，就和封建勢力的矛盾愈尖鋭。在小說的三十三回中，代表封建勢力的賈政想置寶玉于死地，「以絶將來之患」。寶玉遭了一頓毒打之後，非但沒有屈服，反而因為認清了封建統治者的凶惡面目，他的叛逆性格更為堅定，他和黛玉之間的愛情也發展到了一個「心靈默契」的新階段。但寶、黛之間的愛情畢竟由於孤立無援，終於在封建勢力的迫害下成了悲劇，這不僅是愛情的悲劇，也是一個社會的悲劇!

從賈寶玉所走的人生道路和對他性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叛逆性格的表現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不知悔改」的。他和歷來文學作品中的正面形象比較，體現着初步民主主義的色彩，顯示了一種新的時代特徵。但由於寶玉畢竟還是個貴族階級的公子哥兒，他對封建主義的背叛不可能是徹底的。具體表現在他對君權、親權的一定程度的尊重，對封建勢力的反抗一般還偏于消極，不敢和它正面對抗。同時寶玉除了要求真摯的愛情和自由生活外，還提不出更新、更明確的理想，因此每當他同封建勢力尖鋭衝突的時候，由於找不到有力的反抗道路，就產生了想死、想「化煙化灰」等虛無主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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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另一個貴族叛逆者是林黛玉，她出身于「清貴之家」，由於小時父母鍾愛，比較任性。後因父母早喪，寄居賈府，孤苦伶仃。環境的齷齪勢利，使她「自矜自重，小心戒備」，為保持自己純潔的個性，她始終「孤高自許，目下無塵」，並且常以「比刀子還利害」的語言，揭露周圍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被人看作是「刻薄」、「小心眼」。出於她和寶玉一致的叛逆性格，她鄙視封建文人的庸俗，詛咒八股功名的虛偽。在賈府「一年三百六十日，風霜刀劍嚴相逼」的生活中，只有自幼耳鬢廝磨的寶玉才是她唯一的知己。她和寶玉之間的真摯感情，成了她能在這個勢利環境中生活下去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

作者以極大的同情，描寫了伴隨着她的愛情而產生的痛苦和憂鬱。在她和寶玉的戀愛過程中，由於封建環境的壓力，寶釵、湘雲的中途插入和她自己受了封建意識的束縛：她要求寶玉向她吐露愛情，但一旦寶玉真的向她傾訴衷情，她又「氣得說不出話來」，說這是「胡說」，是「欺負」了她等等。這些，就使她經常陷入苦惱的重圍，表現了一種憂鬱、感傷的情緒。埋香塚，泣殘紅，唱出哀怨的《葬花詞》以及常常在瀟湘館迎風灑淚等，都是這種心情的抒發。它反映了封建社會婦女的共同不幸，同時也表現了貴族小姐自身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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