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內瓦結識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經說過的德呂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師凡爾納——我在巴黎就已經認識他了，當時對他的估價比他後來的表現要高些；有佩爾得利奧先生——當時是鄉村牧師，今天是文學教授，和他交遊使人如乘春風，這是使我永遠懷念的，雖然他後來認為與我絶交就顯得是個漂亮角色；有雅拉貝爾先生——當時是物理學教授，後來當國民議會議員兼執行委員，我曾把我的《論不平等》的文章讀給他聽，不過沒有讀獻詞，他似乎非常歎賞；有呂蘭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經常通信，早先他甚至還托我為日內瓦圖書館買書；有凡爾宗教授——我對他，曾以種種事實表示我的依戀與信賴之忱，這些事實原該使他感動的，如果一個神學家能被事實感動的話，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樣，我一作這種表示之後，他就轉過臉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爾的助理和繼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頂掉果弗古爾。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頂掉了；有馬爾賽·德·麥齊埃爾——他原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以後又表示願做我的朋友，當年一度為祖國增光，後來做了戲劇作家，並且想當二百人議會的議員，因而就改變了思想作風，死後成為笑柄。但是在所有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於他多才多藝，思想激烈，確實是個前途無量的青年。雖然他對我常常有點模棱兩可，雖然他跟我的許多最險惡的仇人都有聯繫，我還是一直愛他，並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將做我死後的辯護人，併為他的朋友復仇。

在這些往還酬酢之中，我繼續保持獨自散步的愛好和習一慣，我常在湖岸作相當遠的漫步，在這些漫步當中，我那勞動慣了的腦子總是沒有閒的時候。我琢磨着我已經訂好的《政治制度論》一書的綱要——不久我就要談到這部書；我又思考一部《瓦萊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劇的大綱——這篇悲劇的主題是盧克麗霞，雖然我是在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國戲劇中出現的時候大着膽子再讓她在舞台上出現，我仍然存着希望，壓垮那些敢於嘲笑我的人們。我同時又拿塔西陀來試手，把他的歷史第一卷譯了出來，譯文現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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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內瓦住了四個月之後，于十月間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經過里昂，省得又碰見果弗古爾。因為我預定的計劃是開春再回日內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復了我的生活習慣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閲我的《論不平等》的校樣。這部稿子是我委託書商雷伊在荷蘭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內瓦剛認識的新交。由於這部作品是獻給共和國的，而這篇獻詞又可能不中國民議會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獻詞在日內瓦產生的效果怎樣，然後再回日內瓦去。這效果果然於我不利；這篇獻詞本是最純潔的愛國熱忱驅使我寫出來的，卻給我在國民議會中招來了許多敵人，在市民中招來了許多忌妒者。舒埃先生當時是首席執行委員，他給我寫了一封很客氣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輯裡，甲札第三號。從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呂克和雅拉貝爾，我得到了若干獎飾之詞；如此而已。我就沒有看到一個日內瓦人感謝我在這部作品裡表現出來的由衷的熱忱。這種冷漠的態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憤憤不平。還記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賓夫人家吃飯，同席的有共和國代辦克羅姆蘭，還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當眾說，國民議會應該為這本書對我有所餽贈，並予以公開褒獎，否則它就有失體面。克羅姆蘭是個瘦小而燻黑的人，卑鄙險惡，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覆，便做了一個可怕的鬼臉，逗得杜賓夫人笑了起來。這部作品為我掙得的唯一好處，除了滿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稱號，這個稱號是由我的許多朋友，接着又由公眾贈給我的。後來我又失掉了這個稱號，只是因為我太配享有這個稱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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