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充滿歡樂的溫馨的房間，儘管華麗裡透出些衰頽，他倆依然鍾愛無比！每次來總看到傢具依然如故，有時還會在檯鐘的底座上找到幾枚髮夾，那是上星期四她忘在這兒的。壁爐邊上，有張鑲嵌螺鈿的黃檀木小圓桌，他倆就在這圓桌上用餐。愛瑪把肉切開，連同溫柔甜蜜的千言萬語，一塊兒遞給他；香檳泡沫從精緻的酒杯溢出，流到她的戒指上，她忘情地縱聲大笑。他倆已完完全全被對方所佔有，根本無法自拔，因此都以為這兒就是他倆的家，他們要在這兒一起生活，直到地老天荒，就像一對年輕的終身夫妻那樣。他們說我們的房間，我們的地毯，我們的椅子，她甚至管萊昂送她的拖鞋叫我的拖鞋，那是當初看她喜歡，萊昂特地買給她的禮物。這雙粉紅緞面的拖鞋，用天鵝絨毛滾着邊。她坐在他的膝上，腳夠不着地，只能懸在半空；這時那雙小巧玲瓏、鞋跟不包革的拖鞋，就單靠光腳的腳趾點着。
與其說作者「淫蕩」，不如說是檢察官大人神經過敏。
幸虧福樓拜請出一位地位顯赫、能言善辯的大律師，法庭最後判福樓拜無罪。
這場官司的結果，是《包法利夫人》成為暢銷書。這以後，由於這篇小說多層次的、豐富的內涵，更由於持不同美學觀點的小說家和批評家們各取所需，它得到不同的評價。我們只能掛一漏萬，舉其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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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福樓拜本人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等等頗有微詞，左拉對《包法利夫人》推崇備至：「以《包法利夫人》為典型的自然主義小說的首要特徵，是準確複製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結構僅在於選擇場景以及某種和諧的展開程序......最終是小說家殺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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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一個世紀，已有論者強調這部小說的心理學和哲學層面。儒勒.德.戈吉耶發明了「包法利主義」這個名詞，把它定義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應該說，「包法利主義」的存在先於包法利夫人，而且是超國界的。中國文學史上有無數「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或「始亂終棄」的「紅顏薄命」的故事。它也延伸到當今世界，青年男女對明星、對「大眾情人」的崇拜，其實也是「包法利主義」的一種變體。）
本世紀初，從英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開始，批評界致力於凸現福樓拜作品的藝術層面。詹姆斯寫道：「福樓拜只在表現手法中看到藝術品的存在，他向我們提出挑戰，看誰能確定另一個評定作品生命力的標準而不論為笑柄。」
福樓拜研究本世紀蔚為顯學。六十年代興起的法國「新小說」作家和理論家們視福樓拜為先驅。讓.羅賽主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敘述技巧和敘述觀點，他說這部「什麼也不涉及的書」是現代反小說的祖先。這話也不是毫無根據。福樓拜本人在一封信裡說過：「我以為美的，是一本什麼也不涉及的書，一本沒有外部聯繫的書，它以自身風格的內在力量支撐自己，如同地球無所評籍，懸在空中，一本几乎沒有主題的書，或者，至少，主題几乎是看不見的，如果這是可能的。」在另一封信裡他說：「因此既沒有美麗的題材，也沒有卑賤的題材，而且，從純藝術的觀點來看，我們几乎可以把不存在任何題材奉為格言，因為風格本身就是觀察事物的絶對方式。」小說中對物體的刻畫越是精細，這個物體就越是孤立於它從屬的那個整體，除了它作為物體存在在那裡，失去其他任何意義，如小說中夏爾的那頂帽子。
薩特研究福樓拜，寫了一部兩千頁的大書《家庭的白痴》。他認為「被動性」在福樓拜身上非常重要。他愛用被動態造句，也是被動性的體現。他的父親，魯昂的名醫，在家庭裡濫用權力；母親對他沒有感情；繼承父業，也成為名醫的兄長引起他的嫉妒心。凡此種種，造成他的孤僻傾向，使他成為一個曾經是不幸的，後來又把神經官能症作為擺脫不幸的辦法的人。藝術或文學不一定是神經官能症患者的事情，但是為藝術而藝術，如福樓拜，要求一種神經官能症。
最後要提到著名的秘魯作家略薩，他寫了一部研究福樓拜的專著《無休止的縱慾》，標題來自福樓拜的一句話：「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學，如同無休止的縱慾。」（1858年9月4日致勒羅瓦耶.德.尚特比小姐的信）他推崇《包法利夫人》為第一部現代小說，讚揚福樓拜對形式完美的追求，認為在後者身上，「形式從來未與生活分離：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維護者」。
如果說《包法利夫人》的文本為批評家的詮釋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對於翻譯家，文本在形式上的完美卻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和挑戰。譯者不僅要準確傳達詞義，如果他盡心盡職，還要儘可能顧及原文的音樂性。李健吾先生以作家的才情譯書，他的譯本行文瀟灑，有的翻譯評論家譽之為「定本」。他的文章確實漂亮，試引一段（第三部第五章，愛瑪坐馬車從永鎮到魯昂，城市在她的眼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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