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作者：亞當史密斯

第4，共712。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台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幹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贊揚貪欲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贊美的。
　斯密在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寫作，他似乎沒有真正覺察到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其前兆在離愛丁堡九英里的煉鐵廠中已可見到。他對大規模的工業企業沒有提到。如果增長是《國富論》的主題，那也不是永無休止的增長。書中各處都流露著利潤率的長期下降；斯密也提到，當這個制度最終積累了充分的財富時，經濟下降就會開始，最終形成貧乏的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