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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
高琪自為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頑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干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剌、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于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奸惡，遂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剌、蒲察胡魯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將遷南，欲置颭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彖多厚撫此軍，彖多輒殺颭軍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終身以為恨雲。
移剌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閣門使。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遙授同知慶州事，權迪列颭詳穩。丁父憂，起複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曹王傅。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颭軍，無功，平章高琪芘之，召為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嘗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為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為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眾，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為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為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颭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列傳第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岩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為刺史者，上親閲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禦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
未幾，擢為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製，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台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
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逾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眾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倖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為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之，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奸弊百端，慾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
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尋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為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
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敕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諭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
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為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谷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 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谷價自平矣。」上從之。
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
初，宣宗將遷南，欲置颭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彖多厚撫此軍，彖多輒殺颭軍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終身以為恨雲。
移剌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閣門使。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遙授同知慶州事，權迪列颭詳穩。丁父憂，起複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曹王傅。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颭軍，無功，平章高琪芘之，召為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嘗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為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為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眾，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為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為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颭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列傳第四十五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岩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為刺史者，上親閲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禦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
未幾，擢為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製，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台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
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尋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為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
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敕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諭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
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為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谷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 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谷價自平矣。」上從之。
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