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中 P 171
明史 中
作者：張廷玉等
第171，共196。
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虛，或告一事，誣輕為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余罪亦聽收贖。
如告人笞三十，內止一十實已決，全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並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二百二十，除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以上，須決杖一百訖，余罪方聽收贖。
又過失傷人，淮鬥毆傷人罪，依律收贖。至死者，準雜犯斬絞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應三十三貫六百文，銅錢二分，應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鈔三十六貫。若犯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贖。其法實杖一百，不准折贖，然後計徒流年限，一視老幼例贖之。此律自英宗時詔有司行之，後為制。天文生、婦女犯徒流，決杖一百，余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系天文生，某系婦人，依律決杖一百，余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余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別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並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例每杖十，折銀一錢為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凡律所謂收贖者，贖余罪也。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余囚徒流皆杖決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
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余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磚、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系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系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臓，為行止有虧之人，概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
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厘，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厘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厘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厘，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于洪武時矣。
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準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準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準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才足比于初之律鈔耳。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厘五毫，準鈔六百文，銀七分五厘，準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于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絶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為病也。
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並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于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疏放者，引赴禦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繫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于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隷州縣追之。」詔從其奏。
如告人笞三十，內止一十實已決，全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並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
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余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磚、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系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系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臓，為行止有虧之人，概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
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厘，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厘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厘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厘，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于洪武時矣。
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準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準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準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才足比于初之律鈔耳。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厘五毫，準鈔六百文，銀七分五厘，準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于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絶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為病也。
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並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于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疏放者，引赴禦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繫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于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隷州縣追之。」詔從其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