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魏田制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谷；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余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蕓田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蕓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絶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勛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隷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涂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絶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稟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勛戚及西天佛子，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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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漸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隷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鹹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裡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于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于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華亭一縣，即公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並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系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賫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征。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征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捨，以宜于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征稅之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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