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三歲的孩子的音樂的表現，他滿足之餘，笑嘻嘻搖擺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發出一種像花貓偷食時候的「ngamngam」的聲音來。這音樂的表現立刻喚起了五歲的瞻瞻的共鳴，他接着發表他的詩：「瞻瞻吃西瓜，寶姐姐吃西瓜，軟軟吃西瓜，阿韋吃西瓜。」這詩的表現又立刻引起了七歲與九歲的孩子的散文的、數學的興味：他們立刻把瞻瞻的詩句的意義歸納起來，報告其結果：「四個人吃四塊西瓜。」
於是我就做了評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們的作品。我覺得三歲的阿韋的音樂的表現最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歡喜的感情。五歲的瞻瞻把這歡喜的感情翻譯為他的詩，已打了一個折扣；然尚帶著節奏與旋律的分子，猶有活躍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軟軟與阿寶的散文的、數學的、概念的表現，比較起來更膚淺一層。
然而看他們的態度，全部精神沒人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們所見的完全得多。天地間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間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我比起他們來，真的心眼已經被世智塵勞所矇蔽，所zhou喪，是一個可憐的殘廢者了。我實在不敢受他們「父親」的稱呼，倘然「父親」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暫設一張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佈置着稿紙、信篋、筆硯、墨水瓶、漿糊瓶、時表和茶盤等，不喜歡別人來任意移動，這是我獨居時的慣癖。我─一我們大人─—平常的舉止，總是謹慎，細心，端詳，斯文。例如磨墨，放筆，倒茶等，都小心從事，故桌上的佈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壞或擾亂。因為我的手足的筋覺已經由於屢受物理的教訓而深深地養成一種謹惕的慣性了。
然而孩子們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搗亂我的秩序，破壞我的桌上的構圖，毀損我的器物。他們拿起自來水筆來一揮，灑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點；又把筆尖蘸在漿糊瓶裡。他們用勁拔開毛筆的銅筆套，手背撞翻茶壺，壺蓋打碎在地板上……這在當時實在使我不耐煩，我不免哼喝他們，奪脫他們手裡的東西，甚至批他們的小頰。然而我立刻後悔：哼喝之後立刻繼之以笑，奪了之後立刻加倍奉還，批頰的手在中途軟卻，終於變批為撫。
因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們的舉止同我自己一樣，何其乖謬！我─—我們大人─—的舉止謹惕，是為了身體手足的筋覺已經受了種種現實的壓迫而痙攣了的緣故。孩子們尚保有天賦的健全的身手與真樸活躍的元氣，豈像我們的窮屈？揖讓、進退、規行、矩步等大人們的禮貌，猶如刑具，都是戕賊這天賦的健全的身手的。於是活躍的人逐漸變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殘廢者。殘廢者要求健全者的舉止同他自己一樣，何其乖謬！
兒女對我的關係如何？我不曾預備到這世間來做父親，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覺得非常奇怪。我與他們現在完全是異世界的人，他們比我聰明、健全得多；然而他們又是我所生的兒女。這是何等奇妙的關係！世人以膝下有兒女為幸福，希望以兒女永續其自我，我實在不解他們的心理。我以為世間人與人的關係，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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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時候都不外乎是一種廣義的友誼。所以朋友之情，實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礎。「朋，同類也。」並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類的朋友，共為大自然的兒女。
世間的人，忘卻了他們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為父母能生兒女，兒女為父母所生，故兒女可以永續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於是無子者嘆天道之無知，子不肖者自傷其天命，而狂進杯中之物，其實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齊生並育的兒女！我真不解他們的心理。
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佔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佔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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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作於石門灣平屋。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什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曆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卻，寒暑表上的熱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當得餘威與殘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于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歡喜楊柳與燕子。
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為「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象這等眉的所有者的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交，看見楊柳枝的線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看近卻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趕快設法招待它，享樂它，永遠留住它。」我讀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真心地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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