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書的時候，父親─—就是我的先生─—就罵，几乎要打手心；被母親不知大姐勸住了，終於沒有打。我哭了一頓，把顏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父親上鴉片館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顏料盅子，叫紅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裡去偷幾張煤頭紙來，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燈底下描色彩畫。畫一個紅人，一隻藍狗，一間紫房子……這些畫的最初的鑒賞者，便是紅英。
後來母親和諸姐也看到了，她們都說「好」；可是我沒有給父親看，防恐挨罵。
後來，我在父親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部人物畫譜，裡面花樣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鬥裡。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給紅英看。這回不想再在書上着色；卻想照樣描幾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虧得紅英想工好，教我向習字簿上撕下一張紙來，印着了描。
記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譜上的柳柳州像。當時第一次印描沒有經驗，筆上墨水吸得太飽，習字簿上的紙又太薄，結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滲透了墨水，弄得很齷齪，曾經受大姐的責罵。這本書至今還存在，我曬舊書時候還翻出這個弄齷齪了的柳柳州像來看：穿著很長的袍子，兩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頭作大笑狀。但周身都是斑斕的墨點，便是我當日印上去的。
回思我當日首先就印這幅畫的原因，大概是為了他高舉兩臂作大笑狀，好像父親打呵欠的模樣，所以特別感興味吧。後來，我的「印畫」的技術漸漸進步。大約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世，我在另一私墊讀書了，我已把這本人物譜統統印全。所用的紙是雪白的連史紙，而且所印的畫都着色。
着色所用的顏料仍舊是染坊裡的，但不復用原色。我自己會配出各種間色來，在畫上施以複雜華麗的色彩，同塾的學生看了都很歡喜，大家說「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問我討畫，拿去貼在間裡，當作灶君菩薩；或者貼在床前，當作新年裡買的「花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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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們在私墊中弄畫，同在現在社會裡抽鴉片一樣，是不敢公開的。我好像是一個土販或私售燈吸的，同學們好像是上了癮的鴉片鬼，大家在暗頭裡作勾當。先生在館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都藏好，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來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
我先一幅幅地印出來，然後一幅幅地涂顏料。同學們便像看病時向醫生掛號一樣，依次認定自己所欲得的畫。待畫的人對我有一種報酬，但不是稿費或潤筆，而是過種玩意兒：金鈴子一對連紙匣；挖空老菱殻一隻，可以加上繩子去當作陀螺抽的；「雲」字順治銅錢一枚（有的順治銅錢，後面有一個字，字共二十種。我們兒時聽大人說，積得了一套，用繩編成寶劍形狀，掛在床上，夜間一切鬼都不敢走近來。
但其中，好像是「雲」字，最不易得；往往為缺少此一字而編不成寶劍。故這種銅錢在當時的我們之間是一種貴重的贈品），或者銅管子就是當時炮船上用的後膛槍子彈的殻一個。有一次，兩個同學為交換一張畫，意見衝突，相打起來，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審問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為畫；追求畫的來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厲聲喊我走過去。
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頭不睬，但覺得手心裡火熱了。終於先生走過來了。我已嚇得魂不附體；但他走到我的坐位旁邊，並不拉我的手，卻問我「這畫是不是你畫的？」我回答一個「是」字，預備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體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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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開我的抽鬥，搜查起來。我的畫譜、顏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畫，就都被他搜出。我以為這些東西全被沒收了：結果不然，他但把畫譜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張一張地觀賞起來。過了好一會，先生旋轉頭來叱一聲「讀！」大家朗朗地讀「混沌初開，乾坤始奠……」這件案子便停頓了。
我偷眼看先生，見他把畫譜一張一張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時候我挾了書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個揖，他換了一種與前不說：「這書明天給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畫譜中的孔子像，對我說：「你能照這樣子畫一個大的麼？」我沒有防到先生也會要我畫起畫來，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支吾地回答說「能」。其實我向來只是「印」，不能「放大」。這個「能」字是被先生的威嚴嚇出來的。說出之後心頭髮一陣悶，好像一塊大石頭吞在肚裡了。
先生繼續說：「我去買張紙來，你給我放大了畫一張，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說「好」。同學們看見先生要我畫畫了，大家裝出驚奇和羡慕的臉色，對著我看。我卻帶著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時我挾了書包和先生交給我的一張紙回家，便去向大姐商量。大姐教我，用一張畫方格子的紙，套在畫譜的書頁中間。畫譜紙很薄，孔子像就有經緯格子範圍着了。大姐又拿縫紉用的尺和粉綫袋給我在先生交給我的大紙上彈了大方格子，然後向鏡箱中取出她畫眉毛用的柳條枝來，燒一燒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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