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闊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着名的小說家寫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鄉雜記》，以深切透闢的文筆，描寫出中國城鄉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下，走向蕭條和敗落的情景；蹇先艾的《城下集》，憤懣地揭露着麻醉和墮落的社會；魯彥的《驢子和騾子》、《旅人的心》,以憂鬱的調子訴說著苦難的人生;巴金的《旅途隨筆》、《短簡》，憤怒地詛咒黑暗和熱情地追求光明；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在舒徐的牧歌情調中，呈現了紛繁的社會小景；葉紫的《夜的進行曲》、《長江輪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敗和殘暴的舊世界；蕭紅的《商市街》和《橋》，描寫自己在饑餓與死亡線上掙扎時，閃爍出青春與理想的光芒；吳組緗的《黃昏》、《泰山風光》，淋漓盡致地描繪着各種世態，對於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創作獲得豐收的時候，林語堂于1932年創辦《論語》(見論語派)，1934年出版《人間世》，1935年刊印《宇宙風》，提倡離開現實鬥爭的「幽默」、「性靈」和「閒適」的小品文，形成一時的風尚。魯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時地批評了他有違于新文學戰鬥傳統的不良傾向，並支持前進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於時代的需要，敘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應運而生，並迅速地產生了比較成熟的作品，象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記載了十月革命後俄國的真相,以悲壯的史實、昂揚的詩意、激蕩的感情和坦率的內心獨白，交織成清新奔放和雄渾沉着的藝術風格，表現了作者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赤誠追求，是中國出現得較早的報告文學作品。又如反映「五卅」慘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葉紹鈞、《暴風雨》茅盾、《街血洗去後》鄭振鐸，也都滿懷激情地描寫了這一重要和難忘的歷史場面。
敘事性散文進一步繁榮的標誌，是30年代出現了大量報告文學作品。其中,柔石的《一個偉大的印象》,就是較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麗和剛健的筆墨,寫出了在革命鬥爭中錘煉出來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新人。韜奮的《萍蹤寄語》和《萍蹤憶語》，是他遊歷歐洲的記錄，以樸素平易和真摯雋永的文字，寫出了資本主義世界種種無法克服的矛盾，卻又肯定它在發展生產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寫出了資產階級民主虛偽和殘缺的一面，卻又認為它比尚未擺脫封建專制的國民黨政權，具有無法比擬的民主，表現出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的文風。他的這些作品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被認為是創造了一種嶄新的遊記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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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由於時代和社會的需要，有些遊記體裁的作品發生了從側重於抒情的小品文類型，向側重於敘事的報告文學類型的轉化。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劉思慕的《歐遊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樸實蒼勁和議論橫生的文字，揭露了當時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強兵壓境的危急氣氛,激勵了許多讀者的愛國情緒。他對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報道，更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36年是報告文學的豐收年，在當時湧現出來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筆墨和別緻的結構，寫出了山西省的反動統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統治；《包身工》則通過幾個令人顫慄的人物，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對包身工進行壓榨和蹂躪的罪行。這兩篇作品，將新聞的真實性和報告的文學性結合在一起，長期以來成為報告文學的示範性作品。
抗日戰爭時期至解放戰爭時期的散文創作　從抗戰爆發直到解放戰爭時期，隨着社會的動盪和時代脈搏的變化,散文創作的面貌也發生了變化。雖然整個說來,這個時期散文創作的成績較之20、30年代要遜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點。首先雜文創作繼續取得了新的收穫。巴人和他周圍的一群作者曾在號稱「孤島」的上海，用雜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漢□走狗戰鬥，着有《邊鼓集》、《橫眉集》等。
在大後方的作者中,聶紺弩的《歷史的奧秘》、《蛇與塔》，觀察犀利,分析透闢,揭露出許多封建主義的痼弊。馮雪峰的《鄉風與市風》、《跨的日子》，抨擊了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造成的精神創傷，頗具哲理。夏衍的《此時此地集》、《長途》，孟超的《未偃草》，宋雲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覺的音響》，朱自清的《標準與尺度》，林默涵的《獅與龍》等雜文集，都盡了抨擊黑暗和歌頌革命的任務。這個時期裡雜文寫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書集》、《蒲劍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黃》等集子，以昂揚的激情，智慧的預見，激勵廣大讀者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國而奮鬥。
相形之下，這一時期的抒情詩與記敘散文數量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舊寫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這方面收穫最豐富的作者。他的《白楊禮讚》、《風景談》，就是激蕩着時代風雲，蘊含著哲理意味的作品。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成長起來的大批作家中，也開始寫出了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像孫犁的《識字班》、《織席記》等，寫得清新樸素，優美動人，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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