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這種樂觀的想法，從前被認為是恥辱的條約現在變成了一種用來確定最大讓步底線的有用工具，超過這條底線，中國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踰越這條底線。根據這種理解，這位28歲的親王為中国制定了一項新政策：中國應在外交上接納西方以獲得一段時期的和平，並于這期間在西方幫助下加強軍事力量。因此，通過外交贏得和平便成為政府的直接目標(標)，而自強更生則為終極目標(本)。這種雙向的手段在京城得到了滿洲軍機大臣文祥的衷心支持，在外省則得到幾個實力派領袖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的擁護。
為中國設計新的發展方向的並不只有恭親王一人，西方人也做了這方面的工作。他們承認了這樣的事實，即享受條約權利的前提條件，是要出讓這些權利的政府繼續存在下去。西方列強相信，一個穩定的中國有利於不斷增長的對外貿易，因此決定維持清廷的存在並幫助它現代化。隨着這種政策的轉向，英國原先的中立姿態轉變為積極地(雖然也是有限度地)支持清廷鎮壓太平天國，如前一章中所述。
已經駐節北京的外國外交官也得以更好地理解中國人的觀點，不知不覺地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漢化。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英國公使布魯斯(Fededck Bruce)現在提倡一種對中國的「合作政策」，主張：(1)西方列強之間的合作；(2)與中國官員的合作；(3)承認中國的合法權益；(4)堅持條約權利。8
中國和西方所作出的政策改變，導致了十年時間的相對和平、和諧、善意和合作，併為中國發起外交和軍事現代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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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改良始於1861年1月11曰恭親王和文祥上奏的「統籌全局酌擬善後章程」，該章程建議設立一個新的衙門總理夷務；在現有駐節上海負責管理原有五個口岸的辦理通商大臣之外，再在天津設立一辦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個北方口岸；9飭令廣東、上海各派兩名通解外國語言之人來京委差；于八旗中挑選天資聰穎、年在十三四歲以下者學習外國語言；各海口內外商情與各國新聞紙，按月呈報總理衙門。這份章程標誌了自強運動在外交方面的開端。
2.1總理衙門清廷從前一直沒有設立外交官衙，因為中國從來就不在平等的、外交的級別上承認其它國家，而只是在藩務(封貢事務)和商務的基礎上對待他國。朝廷排斥設置外交機構的需要，這些藩務和商務是通過幾個政務機構來應付。在鴉片戰爭之前，藩務由禮部執掌，因為它們本質上反映一種禮儀關係。俄羅斯和邊疆事務由理藩院管轄，而與西洋海國的貿易則委派給駐節廣州的總督辦理。
該總督通過粵海關監督(「戶部」)和行商「駕馭」那些外夷。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42-1856年)，出於純粹實用的目的，兩廣總督和兩江總督充任了中國的非正式外交大臣和副外交大臣。1860年的《北京條約》重申了西方外交代表駐紮中國京城的權利，此後就出現了設立一個外交機構來統籌辦理外交事務的實際需要。接納外國使節、分配使團館舍、交付賠款、開放新口岸和一大堆與新的條約義務相關的其它問題，要求馬上給予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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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恭親王的奏請，1861年3月11日在北京設立了總理衙門。雖然外國人一般都稱之為外交部，但實際上它的職能更像是軍機處的一個下屬機構，而不是一個正規的政府部門。總理衙門的機構和特徵略述如下：
1．它最初被設想為一個臨時性衙門，由一位帝冑親王負責，另由一些大臣10協辦，這些大臣同時兼任內閣部院官員
軍機大臣、大學士、諸部尚書和侍郎。在他們之下是十六名辦理文案的章京，滿漢各八人。恭親王是總理衙門首任的、也是長期負責的大臣，軍機大臣兼戶部侍郎文祥則是該衙門的主要大臣，他一直供職至1876年去世。
2．作為一個辦事機構，它沒有編製，沒有定級別，只是一個出於權宜之需創立的臨時機構。理論上，它只關心外交政策的執行而無干於政策的制定，因為最高決策權掌握在皇帝及其首要顧問軍機大臣手中。但在實踐中，總理衙門的奏請一般都獲奏準，因為恭親王和文祥兩人均兼任軍機大臣。
3．它分作五個股：俄國股、英國股、法國股、美國股和海防股。另有兩個附屬機構：海關總稅務司署和同文館。
4．它不僅辦理外交事務，還開展一些現代化項目。它提倡新式學堂、西洋科學、工業和交通，這使它經常遭到一些死硬的守舊派抨擊，而外國人也時常批評它步伐不夠迅速。因此，總理衙門就處在一種兩頭受氣的境地
外國人指責它因循守舊、辦事拖延，仇洋派則攻訐它將中國的利益出賣給外夷。
5．它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在1869-1870年以後的影響日減，當時慈禧太后再度訓斥了恭親王；而阿禮國協議也未能獲得英國的批准(參見下一章)；也正是在這兩年間，李鴻章就任了直隷總督和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之職。擁有這雙重身分的李鴻章權力勝過了總理衙門(參見下一節)。
6．雖然總理衙門未能有效地發揮外交機構的作用，但它作為現代化的倡導者卻相當成功，它是中國在響應西方衝擊時所設置的第一個重大的機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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