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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這種性格特徵「深深地」感染了她。20她甚至說中國共產黨人看起來「更像我們(美國人)。」他們正「通過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觀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橋樑，並試圖成為他們自己時代的主人」。她讚揚中共努力「摧毀封建主義及建立一個現代社會」，並斷言稱中國共產黨人「屬於同我自己一樣的那類人。」21
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懷有對國民黨反感和對中共傾心的感覺，只有一個天主教神甫比較明顯地例外。22雖然這些來訪者中有些人抱有偏愛紅色中國的先人為主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他們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產黨人的活力、希望、誠實及對大眾的關心，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恩來把國民黨的「封建中國」與共產黨的「民主中國」作了區分。
美聯社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慶稱為「哀怨之城」和「一場噩夢」。從延安飛往重慶猶如「從中國的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23《時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國其它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強壯健康」，而合眾社和《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爾曼則在1943年認為紅軍戰士「大約是我所曾見過的營養最好的部隊」。24
用作比較的標準不是共產黨中國與美國，而是重慶和延安。前者代表着「舊中國」
死氣沉沉、頽廢衰微、自私自利、逆來順受、對普通百姓漠不關心、貧窮落後、不講人道，任人唯親，而後者則代表「新中國」
滿懷希望、朝氣蓬勃、效率卓著、鬥志昂揚、綱紀嚴明、熱情洋溢。斯諾稱
顆紅星正在中國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則認為國民政府正因其行為不當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淪喪和濫施暴政而腐朽枯萎。雖然白修德「不信任共產黨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國被淹沒在紅色浪潮中」，但他還是認為國民黨「頽廢衰微」而共產黨則「生氣勃勃」
「相形之下」後者「光芒四射」。
25
美國記者們出於偏向窮人敵視富人的態度而覺得共產黨人是一些比國民黨人「更好的」或「不那麼壞的」人。這些記者來自一個習慣于憧憬社會改良和民主進步等理想的社會，故他們期待着人民大眾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斷升級的改善。因此，與中共的價值觀相比，國民黨的傳統價值觀不太適合他們的品味，而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樂觀主義和烏托邦式的唯物主義則與他們產生了某種共鳴。26在記者的報道中，中國共產黨人顯得像是「超人」，猶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們與中共的相遇被說成是「令人誠服的」，而他們與國民黨的相遇則是「令人討厭的」。
27
根據外國來訪者對邊區的觀察，他們對這裡實行的「三三制」、選舉程序、民眾之參與政治進程，以及公民權的擴大等事物的印象極為深刻，以致他們認定紅色中國稱得上是「一種民主制度」。28他們描述中國共產黨人是「社會改革家和愛國者」或「農民改革家」，實行着「代議制民主」、「農村或農民民主」或一種「有效的大眾民主」。中國共產黨人乃「農村改革家」及有別于俄國共產黨的神話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變得非常普遍。
回顧歷史，人們會傾向于認為，這些外國報道者是一些新聞記者，他們寫下所見所聞，而不像訓練有素的政治學家們那樣，有能力去精確地把握中共的理論本質和最終目標。這些記者們沒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間作出區分，也沒能意識到統一戰線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拋棄了奪取政權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則。29
如同人們意料的那樣，蔣中正叱責這些報道「不公正......帶有偏見」。30毛澤東也駁斥有關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他向外國記者澄清說中共「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是支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主義者。斯諾據此報道稱中共的改良主義傾向「僅僅是一個非常暫時的事務」，其最終目標仍然是建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概念的真正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
31但儘管有毛澤東的抗議和斯諾的報道，那種中國共產黨是「農村改革家」的形像還是無法從美國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國觀察家自然對俄國與中國共產黨之聯繫的問題感興趣，但他們只發現1937-1938年間有一個塔斯社記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國人在延安：兩人是塔斯社記者，一人是外科醫生，全都是經國民政府的准許到那裡去的。西方記者很滿意地看到那裡沒有什麼蘇俄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跡象。確實，毛澤東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稱，中國的制度必鬚根據中國的歷史來建立，正如俄國的制度是根據俄國歷史建立起來一樣。32
6.3迪克西使團經蔣中正批准進入共區的第一位美國軍官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遜(Evans F．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間在中國擔任過情報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被派來考察中共的軍事行動，並且頗為同情地把中共武裝與美國革命戰爭時的民兵相提並論，讚揚他們的「道德教訓」做法，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意味着較高的政治覺悟、道德行為和官兵之間更加民主的情誼。他關於中共軍隊與人民之間緊密相連和「有機結合」的報告同樣地充滿熱情：「八路軍和人民如魚得水」.33
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懷有對國民黨反感和對中共傾心的感覺，只有一個天主教神甫比較明顯地例外。22雖然這些來訪者中有些人抱有偏愛紅色中國的先人為主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他們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產黨人的活力、希望、誠實及對大眾的關心，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恩來把國民黨的「封建中國」與共產黨的「民主中國」作了區分。
美聯社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慶稱為「哀怨之城」和「一場噩夢」。從延安飛往重慶猶如「從中國的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23《時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國其它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強壯健康」，而合眾社和《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爾曼則在1943年認為紅軍戰士「大約是我所曾見過的營養最好的部隊」。24
用作比較的標準不是共產黨中國與美國，而是重慶和延安。前者代表着「舊中國」
死氣沉沉、頽廢衰微、自私自利、逆來順受、對普通百姓漠不關心、貧窮落後、不講人道，任人唯親，而後者則代表「新中國」
滿懷希望、朝氣蓬勃、效率卓著、鬥志昂揚、綱紀嚴明、熱情洋溢。斯諾稱
顆紅星正在中國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則認為國民政府正因其行為不當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淪喪和濫施暴政而腐朽枯萎。雖然白修德「不信任共產黨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國被淹沒在紅色浪潮中」，但他還是認為國民黨「頽廢衰微」而共產黨則「生氣勃勃」
25
美國記者們出於偏向窮人敵視富人的態度而覺得共產黨人是一些比國民黨人「更好的」或「不那麼壞的」人。這些記者來自一個習慣于憧憬社會改良和民主進步等理想的社會，故他們期待着人民大眾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斷升級的改善。因此，與中共的價值觀相比，國民黨的傳統價值觀不太適合他們的品味，而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樂觀主義和烏托邦式的唯物主義則與他們產生了某種共鳴。26在記者的報道中，中國共產黨人顯得像是「超人」，猶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們與中共的相遇被說成是「令人誠服的」，而他們與國民黨的相遇則是「令人討厭的」。
根據外國來訪者對邊區的觀察，他們對這裡實行的「三三制」、選舉程序、民眾之參與政治進程，以及公民權的擴大等事物的印象極為深刻，以致他們認定紅色中國稱得上是「一種民主制度」。28他們描述中國共產黨人是「社會改革家和愛國者」或「農民改革家」，實行着「代議制民主」、「農村或農民民主」或一種「有效的大眾民主」。中國共產黨人乃「農村改革家」及有別于俄國共產黨的神話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變得非常普遍。
回顧歷史，人們會傾向于認為，這些外國報道者是一些新聞記者，他們寫下所見所聞，而不像訓練有素的政治學家們那樣，有能力去精確地把握中共的理論本質和最終目標。這些記者們沒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間作出區分，也沒能意識到統一戰線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拋棄了奪取政權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則。29
如同人們意料的那樣，蔣中正叱責這些報道「不公正......帶有偏見」。30毛澤東也駁斥有關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他向外國記者澄清說中共「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是支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主義者。斯諾據此報道稱中共的改良主義傾向「僅僅是一個非常暫時的事務」，其最終目標仍然是建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概念的真正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
31但儘管有毛澤東的抗議和斯諾的報道，那種中國共產黨是「農村改革家」的形像還是無法從美國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國觀察家自然對俄國與中國共產黨之聯繫的問題感興趣，但他們只發現1937-1938年間有一個塔斯社記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國人在延安：兩人是塔斯社記者，一人是外科醫生，全都是經國民政府的准許到那裡去的。西方記者很滿意地看到那裡沒有什麼蘇俄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跡象。確實，毛澤東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稱，中國的制度必鬚根據中國的歷史來建立，正如俄國的制度是根據俄國歷史建立起來一樣。32
6.3迪克西使團經蔣中正批准進入共區的第一位美國軍官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遜(Evans F．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間在中國擔任過情報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被派來考察中共的軍事行動，並且頗為同情地把中共武裝與美國革命戰爭時的民兵相提並論，讚揚他們的「道德教訓」做法，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意味着較高的政治覺悟、道德行為和官兵之間更加民主的情誼。他關於中共軍隊與人民之間緊密相連和「有機結合」的報告同樣地充滿熱情：「八路軍和人民如魚得水」.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