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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他在共產黨的術語和宣傳中找到了新的含義，並急於去幫助與他有相似經歷的人，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轉變完全正確。鞏固這種心態大約需要四個月。當受訓結束時，四分之一的畢業學員將調派去開辦新的學習班，而其餘的人則深入社會組織和領導群眾。事實上，整個社會就是一座控制大眾的實驗室。
通過群眾組織、秘密警察、大眾通訊媒介和思想灌輸，政府成功地控制並改造了社會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曾經是個人主義色彩很重的中國人成為了世界上最受節制的民族。4.對外關係
雖然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深深地加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在心底里卻是懷着民族主義的共產黨人，熟知中國在過去一百年裡遭受的災難。他們像其它持各種不同信仰的中國人一樣，急切地想要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的合法位置，爭取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被剝奪的大國地位，併力圖重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屢遭外來屈辱的一個世紀裡，中華民族已喪失了自信和自尊。中共新政府從一開始就對西方列強採取了強硬的姿態，並清楚地表明它與在帝國主義炮艇面前卑躬屈膝的滿清王朝和國民政府不同，不懼怕西方列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主要的力量來源，是與蘇聯的緊密聯繫。毛澤東在1949年毫不含糊地宣佈他的「一邊倒」政策：「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絶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推出這一政策不僅有意識形態的共性，也有實際的考慮：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需要依靠蘇聯的援助和保護，以防止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發生在西伯利亞的那種西方列強的干預。
因此，毛澤東在1949年掌權後不久，就前往蘇聯尋求一項友好同盟條約
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國。「莫斯科－北京軸心」正式締結于1950年2月14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十年大部分時間裡對外政策的基石。史達林給予毛澤東一項軍事同盟和三億美元的貸款，並答應派遣專家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毛澤東在1952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而劉少奇則這樣熱烈地歌頌中蘇同盟：「與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們之間沒有爾虞我詐，也不存在一國對另一國的壓迫和掠奪。」儘管蘇聯人自己也很窘迫，但他們仍向中國派遣了大量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軍事顧問：1953年，在中國的空軍和海軍中各有一千到兩萬五千名蘇聯顧問，在陸軍中則有五千到一萬蘇聯顧問；到1954年2月，中國的各種共礦企業中約有四十萬蘇聯專家。當1954年赫魯曉夫(Khmshchev)和布爾加寧(Bulganin)訪問北京之時，他們同意援建一百五十六個生產企業。到1955年，莫斯科加封中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副帥，正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部長會議上宣稱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結果，是組成了以蘇聯為首的
更正確地說是以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首的
世界社會主義民主陣營，與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平起平坐。」22
中蘇相互表達的友誼和熱誠反映在許多方面。蘇聯方面表示友誼的行動包括：1952年將東北「戰利品」交還給中國，1953年將蘇聯對中東鐵路的聯合所有權還給中國，1955年宣佈廢除蘇聯將旅順港用作海軍基地的權利，並放棄蘇聯在新疆企業中的「聯合股份」。1957年，蘇聯人做出了又一個慷慨表示，同意援助中國開發核技術；一年後又贈送給中國一個重水反應堆。北京方面則在1956年調停莫斯科與其東歐衛星國之間的糾紛，以幫助維持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這件事我們將在以後討論。
北京與其它亞洲國家發展關係，反映出它急於爭取對亞洲的領導權。在這一方面，歷史上中國與其周邊小國的關係，尤其是與明清時期最重要的藩屬國朝鮮和越南(安南)的關係，顯然影響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僚。1950年，當他們自己剛剛建立起政府之時，就毫不猶豫地派出了一百萬「志願軍」援助朝鮮抗擊美國的「侵略」。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們充當了北越的「老大哥」，而在北越對南越和美國人的戰爭中，他們向北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對於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寮國和柬埔寨等亞洲的非共產國家，北京試圖通過強調和平共處原則使他們保持中立。和平共處原則是：(1)互相尊重領土主權；(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內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處。通過這五項原則，北京在很大程度上使這些國家與西方保持距離。在1955年二十九個亞非國家召開的萬隆會議上，重申了和平共處原則，周恩來因此而贏得了崇高的聲望，獲公認為亞非國家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鬥士。
事實上，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使中國取得了亞非國家集團領袖的地位。作為一個弱者，中國找到了一條扭轉自己的命運及迅速提高國家地位的可行途徑，這樣，北京便成了一些不發達國家的鼓舞和靈感。
從以上的概述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的對外政策至少有五個基本動因：(1)民族主義和爭取大國地位的努力；(2)國際共產主義運動；(3)內政考慮；(4)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5)「基于‘傳統空間-意識形態’世界秩序之上的‘戰略一政治’想象」。235.初期緊張的徵兆
通過群眾組織、秘密警察、大眾通訊媒介和思想灌輸，政府成功地控制並改造了社會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曾經是個人主義色彩很重的中國人成為了世界上最受節制的民族。4.對外關係
雖然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深深地加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在心底里卻是懷着民族主義的共產黨人，熟知中國在過去一百年裡遭受的災難。他們像其它持各種不同信仰的中國人一樣，急切地想要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的合法位置，爭取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被剝奪的大國地位，併力圖重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屢遭外來屈辱的一個世紀裡，中華民族已喪失了自信和自尊。中共新政府從一開始就對西方列強採取了強硬的姿態，並清楚地表明它與在帝國主義炮艇面前卑躬屈膝的滿清王朝和國民政府不同，不懼怕西方列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主要的力量來源，是與蘇聯的緊密聯繫。毛澤東在1949年毫不含糊地宣佈他的「一邊倒」政策：「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絶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推出這一政策不僅有意識形態的共性，也有實際的考慮：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需要依靠蘇聯的援助和保護，以防止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發生在西伯利亞的那種西方列強的干預。
因此，毛澤東在1949年掌權後不久，就前往蘇聯尋求一項友好同盟條約
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國。「莫斯科－北京軸心」正式締結于1950年2月14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十年大部分時間裡對外政策的基石。史達林給予毛澤東一項軍事同盟和三億美元的貸款，並答應派遣專家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毛澤東在1952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而劉少奇則這樣熱烈地歌頌中蘇同盟：「與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們之間沒有爾虞我詐，也不存在一國對另一國的壓迫和掠奪。」儘管蘇聯人自己也很窘迫，但他們仍向中國派遣了大量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軍事顧問：1953年，在中國的空軍和海軍中各有一千到兩萬五千名蘇聯顧問，在陸軍中則有五千到一萬蘇聯顧問；到1954年2月，中國的各種共礦企業中約有四十萬蘇聯專家。當1954年赫魯曉夫(Khmshchev)和布爾加寧(Bulganin)訪問北京之時，他們同意援建一百五十六個生產企業。到1955年，莫斯科加封中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副帥，正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部長會議上宣稱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結果，是組成了以蘇聯為首的
世界社會主義民主陣營，與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平起平坐。」22
中蘇相互表達的友誼和熱誠反映在許多方面。蘇聯方面表示友誼的行動包括：1952年將東北「戰利品」交還給中國，1953年將蘇聯對中東鐵路的聯合所有權還給中國，1955年宣佈廢除蘇聯將旅順港用作海軍基地的權利，並放棄蘇聯在新疆企業中的「聯合股份」。1957年，蘇聯人做出了又一個慷慨表示，同意援助中國開發核技術；一年後又贈送給中國一個重水反應堆。北京方面則在1956年調停莫斯科與其東歐衛星國之間的糾紛，以幫助維持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這件事我們將在以後討論。
北京與其它亞洲國家發展關係，反映出它急於爭取對亞洲的領導權。在這一方面，歷史上中國與其周邊小國的關係，尤其是與明清時期最重要的藩屬國朝鮮和越南(安南)的關係，顯然影響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僚。1950年，當他們自己剛剛建立起政府之時，就毫不猶豫地派出了一百萬「志願軍」援助朝鮮抗擊美國的「侵略」。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們充當了北越的「老大哥」，而在北越對南越和美國人的戰爭中，他們向北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事實上，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使中國取得了亞非國家集團領袖的地位。作為一個弱者，中國找到了一條扭轉自己的命運及迅速提高國家地位的可行途徑，這樣，北京便成了一些不發達國家的鼓舞和靈感。
從以上的概述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的對外政策至少有五個基本動因：(1)民族主義和爭取大國地位的努力；(2)國際共產主義運動；(3)內政考慮；(4)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5)「基于‘傳統空間-意識形態’世界秩序之上的‘戰略一政治’想象」。235.初期緊張的徵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