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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的十年，成果豐碩，但也不無壓力和緊張。第一次的內部衝突出現在1953-1954年，其時，兩位權勢顯赫的地方領袖對中央政府中的第二號和第三號領導人提出了挑戰。中共的東北領導高崗24和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25連手倡議採納蘇聯的經濟發展制度，黨組幹部與企業脫鈎，在各級工業管理上實行「一長制」。這個建議實際上是在指責劉少奇和周恩來的現行政策。
周恩來抵制這個建議，提出要在工業管理上實行「集體領導」。挑戰者要求劉、周兩人及總書記鄧小平下台，於是衝突達到了頂點。三位應戰者靠北京市長彭真的幫助，指控兩位挑戰者搞反黨活動及妄圖建立「獨立王國」，於是在1954年把兩人趕出了中央委員會。高崗最後自殺身亡，饒漱石被囚禁，第一次權力鬥爭告終。
1956年，民眾方面出現了對政府的第二次挑戰。共產黨長達七年的嚴密統治已經引發相當嚴重的不滿和受壓制情緒，最終在匈牙利叛亂之後爆發出來。如毛澤東描述的那樣，「千萬人上街反對人民政府」。26一方面為了給人民提供一個發泄怨氣的機會，以免匈牙利式的叛亂在中國重演，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誘導出真正的批評，毛澤東精明地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許多知識分子天真地誤認為這個口號意味着言論自由，於是就袒露出他們的心跡。
由此引出的批評超過了政府的預期。毛澤東發現局勢難以容忍、極為不利，於是迅速予以鎮壓。提意見的人被揪住不放，雖然他們為自己的鹵莽後悔不已，但要收回說出去的話就太晚了。許多人被送往勞改隊，或者被迫簽署一份「社會主義自我改造決心書」以改正立場。
在這場反右運動剛結束時，政府于1957年在工農業人口中，發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接着又派軍政幹部從事體力勞動，為人民群眾樹立榜樣，更多地強調思想意識的「紅」而非「專」。
綜合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十年的成就相當卓著。在對內方面，鞏固了對國家的控制，並取得了相當的經濟增長。在對外方面，與蘇聯和東歐衛星國保持緊密的聯繫，與聯合國軍隊在朝鮮打成了平局(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在日內瓦和萬隆會議上扮演了大國的角色，調停了蘇聯和衛星國之間的糾紛。另外，核技術開發也已經起步。
正是在這樣一種歡快愉悅的心態之下，毛澤東推行起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國帶到一個比蘇聯更高的意識形態層面上，並在邁向共產主義大門的競賽中超過蘇聯。
然而，在這輝煌成就的表象之下，已經出現了關於經濟政策的內部分歧和對「莫斯科
北京軸心」的分離傾向。隨着1959年第二個十年的開始，政府面臨與蘇聯關係惡化和高層領導人中間出現權力鬥爭的雙重挑戰。第二十七章 中蘇分裂
「莫斯科
北京軸心」這個象徵著牢固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陣線，到五十年代末迅速地惡化了。曾被稱為「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一種關係，竟這麼快就變質成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和激烈的邊界衝突，打破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一致的神話，並使社會主義陣營面臨分崩離析的威脅，這真是一個謎。歷史學家對如何解釋這一複雜的事態進展興趣盎然。1.衝突的歷史根源
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之時起，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接觸就既不愉快也不滿意。他依靠在農村發動農民來開展革命，這被看作是非正統的革命手段。莫斯科容忍他在革命運動中的合法地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其它各種類型的暴動都失敗了。史達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合中國革命。
史達林繼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等在蘇聯留過學的中國人，責成他們領導中國共產黨，而把毛澤東排斥在中央委員會之外。即使到1936年長征結束、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之後，史達林仍然不願意承認他的領導地位。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38年。即使在1938年到1945年間，史達林還繼續把王明看作是可能取代毛澤東的候補性領導人。
毛澤東雖然尊重史達林是社會主義的締造者，但他親眼目睹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愚蠢政策。因此，他不信任莫斯科的判斷，不承認史達林「為中國革命制定政治和軍事策略的權威」。11962年，毛澤東在回憶過去三十年的事情時宣稱：「理解中國客觀現實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共產國際中那些關心中國問題的同志。共產國際的那些同志一點不理解，或者我們可以說他們完全沒有去理解中國的社會、國情和中國的革命。」2只有一個知道如何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人，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因此，毛澤東以他自己的方式進行奮鬥，取得成功，並不是靠史達林的支持。毛澤東與史達林的關係很不和睦；事實上他們之間存在着暗地裡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厭惡。史達林認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侷限于自己的革命經驗。
3赫魯曉夫回憶說，「史達林一直對毛澤東有批評」，把他稱作「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4其它一些蘇聯的說法稱中共是「卷心菜型共產黨」和「蘿蔔型共產黨」，意思是紅皮白心，以此來貶低中國共產黨，破壞毛澤東的威信。早在1936年，毛澤東便告訴斯諾：「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5
周恩來抵制這個建議，提出要在工業管理上實行「集體領導」。挑戰者要求劉、周兩人及總書記鄧小平下台，於是衝突達到了頂點。三位應戰者靠北京市長彭真的幫助，指控兩位挑戰者搞反黨活動及妄圖建立「獨立王國」，於是在1954年把兩人趕出了中央委員會。高崗最後自殺身亡，饒漱石被囚禁，第一次權力鬥爭告終。
1956年，民眾方面出現了對政府的第二次挑戰。共產黨長達七年的嚴密統治已經引發相當嚴重的不滿和受壓制情緒，最終在匈牙利叛亂之後爆發出來。如毛澤東描述的那樣，「千萬人上街反對人民政府」。26一方面為了給人民提供一個發泄怨氣的機會，以免匈牙利式的叛亂在中國重演，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誘導出真正的批評，毛澤東精明地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許多知識分子天真地誤認為這個口號意味着言論自由，於是就袒露出他們的心跡。
由此引出的批評超過了政府的預期。毛澤東發現局勢難以容忍、極為不利，於是迅速予以鎮壓。提意見的人被揪住不放，雖然他們為自己的鹵莽後悔不已，但要收回說出去的話就太晚了。許多人被送往勞改隊，或者被迫簽署一份「社會主義自我改造決心書」以改正立場。
在這場反右運動剛結束時，政府于1957年在工農業人口中，發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接着又派軍政幹部從事體力勞動，為人民群眾樹立榜樣，更多地強調思想意識的「紅」而非「專」。
綜合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十年的成就相當卓著。在對內方面，鞏固了對國家的控制，並取得了相當的經濟增長。在對外方面，與蘇聯和東歐衛星國保持緊密的聯繫，與聯合國軍隊在朝鮮打成了平局(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在日內瓦和萬隆會議上扮演了大國的角色，調停了蘇聯和衛星國之間的糾紛。另外，核技術開發也已經起步。
然而，在這輝煌成就的表象之下，已經出現了關於經濟政策的內部分歧和對「莫斯科
北京軸心」的分離傾向。隨着1959年第二個十年的開始，政府面臨與蘇聯關係惡化和高層領導人中間出現權力鬥爭的雙重挑戰。第二十七章 中蘇分裂
「莫斯科
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之時起，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接觸就既不愉快也不滿意。他依靠在農村發動農民來開展革命，這被看作是非正統的革命手段。莫斯科容忍他在革命運動中的合法地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其它各種類型的暴動都失敗了。史達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合中國革命。
史達林繼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等在蘇聯留過學的中國人，責成他們領導中國共產黨，而把毛澤東排斥在中央委員會之外。即使到1936年長征結束、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之後，史達林仍然不願意承認他的領導地位。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38年。即使在1938年到1945年間，史達林還繼續把王明看作是可能取代毛澤東的候補性領導人。
毛澤東雖然尊重史達林是社會主義的締造者，但他親眼目睹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愚蠢政策。因此，他不信任莫斯科的判斷，不承認史達林「為中國革命制定政治和軍事策略的權威」。11962年，毛澤東在回憶過去三十年的事情時宣稱：「理解中國客觀現實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共產國際中那些關心中國問題的同志。共產國際的那些同志一點不理解，或者我們可以說他們完全沒有去理解中國的社會、國情和中國的革命。」2只有一個知道如何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人，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因此，毛澤東以他自己的方式進行奮鬥，取得成功，並不是靠史達林的支持。毛澤東與史達林的關係很不和睦；事實上他們之間存在着暗地裡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厭惡。史達林認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侷限于自己的革命經驗。
3赫魯曉夫回憶說，「史達林一直對毛澤東有批評」，把他稱作「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4其它一些蘇聯的說法稱中共是「卷心菜型共產黨」和「蘿蔔型共產黨」，意思是紅皮白心，以此來貶低中國共產黨，破壞毛澤東的威信。早在1936年，毛澤東便告訴斯諾：「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