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勃列日涅夫又對此嗤之以鼻。中蘇關係的狀態反映在1980年中國拒絶續訂三十年前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戰爭危險雖然降低了，但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卻延續了下去，這只能讓三角關係中的另一個主角美國占便宜。真可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中蘇關係受到以下三個障礙的影響：(1)蘇聯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2)蘇聯入侵阿富汗，(3)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重兵。中國堅持，兩國關係正常化應以消除這三個障礙為前提。在1987年蘇聯十月革命七十週年慶典上，共產國家中只有中國未派正式的政黨代表團出席。不過，中國密切關注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S．Gorbachev)的「公開化」和「政治改組」政策的進展，因為中蘇兩國都在作同樣的努力以振興國內經濟。
戈巴契夫把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當作頭等大事。1987年11月，他要求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會晤，但鄧謝絶了這個提議，因為蘇聯還沒有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然而，在蘇聯開始從阿富汗撤出軍隊之後，兩國關係中的升溫趨勢清晰可見。1988年5月，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一項文化交流協議，據此，波爾索芭蕾舞團將赴北京作訪問演出，列寧格勒的修道博物館將與北京的故宮博物館進行交流展出。
1988年下半年，所有跡象都表明，戈巴契夫將在1989年5月與鄧小平作最高層次會晤，兩國之間也將隨即恢復正常關係。第二十八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大躍進、人民公社、中蘇分裂加劇了中國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一批比毛澤東更加務實的老黨員開始懷疑「領袖」制定的方針。他們覺得這些方針太冒進、太不穩當，並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最初結果感到失望，對毛澤東處理與蘇聯分歧的方式也頗為不滿；他們認為，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對中國的經濟、軍事和科學發展非常重要。他們對農業合作化和工業發展的過快步伐、在技術和軍備領域強調「紅」輕視「專」的做法，以及不斷髮動消耗國民精力的群眾運動等事情產生懷疑。
這些領導人長期以來協助毛澤東工作，實際控制着黨和政府的日常運作，因此他們認為自己身在其位，比高高在上的毛澤東更準確地瞭解國家的需要。他們憂心忡忡地覺得毛澤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過于浪漫、過于倉促，決心要巧妙地阻止、規避或放慢他的政策之實施。這兩條路線的衝突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引發了一場巨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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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些領導人之所以執意要改變毛澤東的方針，是因為他們已經在過去幾年裡權力大增，尤其是在1956年中共改組以後。這次改組設立了四個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位、一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一個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主席不再兼任書記處首腦，書記處現由黨的總書記負責。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權力的核心，它由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四個副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組成
代表着六個人的集體領導。
毛澤東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但劉少奇成了第一副主席並代行主席職權，鄧小平則被任命為總書記。通過這次改組，毛澤東退居「二綫」，而將劉少奇和鄧小平推到了「一綫」，大力提高他們的威信和地位。正如毛澤東在十年後(1966年)回顧時說，他這樣安排的目的是，「在我去見馬克思時，國家可以避免大的混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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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提升的職位，劉少奇和鄧小平感到有足夠的信心對重大的政策事務大膽發表意見。他們贊成採取較為溫和的行動方針，以求營造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並使工業發展優先於農業集體化。而毛澤東卻繼續推進群眾運動，加快搞集體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速度。到1958年，中央委員會已被劉鄧牢牢控制了，它很快發現人民公社的想法「不妥」。
1958年12月10日的六中全會通過了兩項決議，一項是修改公社制度，另一項是「接受」毛澤東不再擔任新一屆國家主席(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的請求。毛澤東提出這項請求的理由是他要擺脫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用更多的時間來鑽研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著作。有關人士千方百計地傳達這樣的印象，即毛澤東是主動作出這個決定的，但實際情況是劉少奇不動聲色地「把他擠出了」國家主席職位。1966年10月，毛澤東本人評價這個事件說：「我對那個決定非常不滿，但我無能為力」。
2他進一步抱怨說，他被當成「死人一樣供了起來」。3
1959年的經濟發展政策尤其值得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後果令人非常沮喪。土法上馬造成了巨大的原料浪費和高昂的生產代價，而生產出來的產品卻質量低劣。小高爐煉出的鋼材不能符合工業的要求，許多簡易的高爐還在暴風雨中坍塌。
由於水利設施不健全、土壤施肥不當，農業生產也嚴重受損。為了趕上高額生產指標，機器超負荷運轉，又缺乏適當的保養，這造成了生產工具的迅速老化和損壞，而拚命招收不熟練工人也引發了管理上的麻煩。4人民公社造成了農業的減產而非增產。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兩億噸下降到1959年的1.65億噸，再下降到1960年的1.6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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