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司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着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挈家亡去，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谷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僱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其害五也。為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有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備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即乞依舊于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使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司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

丁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舉非其人有罰。」

韓維言：「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在仁宗朝着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故恩賞獨不及鎮。伏望特降明詔，褒顯厥功。」於是具以鎮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鎮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為宣德郎。

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為市。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為御史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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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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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郡王棟戩卒，以其養子阿里骨為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阿里骨嚴峻刑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

司馬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其實也。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岩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於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及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台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諫有以一言及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台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禦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丙子，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少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為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盡者，枚舉而駁奏之，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寧初以僱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僱，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呂公着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疏略。惇言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奏聞。」

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辛巳，寶文閣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變湖南鹽法，抑勒騷擾，落職，知和州。

蘇軾言于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谷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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