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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
聖陶小說的另一面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假如上文所舉各例大體上可說是理想的正面或 負面的單純表現，這種便是複雜的糾紛的表現。如《祖母的心》（《火災》中）寫親子之愛 與禮教的衝突，結果那一對新人物妥協了；這是現代一個極普遍極葛藤的現象。《平常的故 事》裡，理想被現實所蠶食，幾至一些無餘；這正是理想主義者煩悶的表白。《前途》與此 篇調子相類，但寫的是另一面。《城中》寫腐敗社會對於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疑忌與陰謀；而 他是還在準備抗爭。《校長》與《搭班子》裡兩個校長正在高高興興地計劃他們的新事業， 卻來了舊勢力的侵蝕；一個妥協了，一個卻似乎準備抗爭一下。但《城中》與《搭班子》只 說到「準備」而止，以後怎樣呢？是成功？失敗？還是終於妥協呢？據作品裡的空氣推測， 成功是不會的；《城中》的主人公大概要失敗，《搭班子》裡的大概會妥協吧？聖陶在這裡 只指出這種衝突的存在與自然的進展，並沒有暗示解決的方法或者出路。到寫《橋上》與 《抗爭》，他似乎才進一步地追求了。《橋上》還不免是個人的「浪漫」的行動，作者沒有 告訴我們全部的故事；《抗爭》卻有「集團」的意義，但結果是失敗了，那領導者做了祭壇 前的犧牲。聖陶所顯示給我們的，至此而止。還有《在民間》是衝突的別一式。
聖陶後期作品（大概可以說從《綫下》後半部起）的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寫實主義手 法的完成。別人論這些作品，總側重在題材方面；他們稱讚他的「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描 寫」。這是並不錯的。聖陶的生活與時代都在變動着，他的眼從村鎮轉到城市，從兒童與女 人轉到戰爭與革命的側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寫城市中失業的知識工人（《城中》裡的《病 夫》）和教師的苦悶；他寫戰爭時「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與一部分村鎮人物的利己主義，提 心弔膽，瑣屑等（如茅盾先生最愛的《潘先生在難中》，及《外國旗》）。他又寫戰爭時兵 士的生活（《金耳環》）；又寫「白色的恐怖。」（如《夜》，《冥世別》— 《大江月 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紀事》）。他還有一篇寫「工人階級的生活」 的《夏夜》（《未厭集》）（看錢杏邨先生《葉紹鈞的創作的考察》，見《現代中國文學作 家》第二卷）。他這樣「描寫了廣闊的世間」；茅盾先生說他作《倪煥之》時才「第一次描 寫了廣闊的世間」，似乎是不對的（看《讀〈倪煥之〉》，附錄在《倪煥之》後面）。他誠 然「長於表現城市小資產階級」（錢語），但他並不是隻長於這一種表現，更不是專表現這 一種人物，或側重於表現這一種人物，即使在他後期的作品裡。這時期聖陶的一貫的態度， 似乎只是「如實地寫」一點；他的取材只是選擇他所熟悉的，與一般寫實主義者一樣，並沒 有顯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長篇作品《倪煥之》，茅盾先生論為「有意為之的小說」， 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記》裡還說：「每一個人物，我都用嚴正的態度如實地寫」， 這可見他所信守的是什麼了。這時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着充分的客觀的冷靜（初期作品如 《飯》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發精煉，寫實主義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這一篇 最可代表，是我所最愛的。— 只有《冥世別》是個例外；但正如魯迅先生寫不好《不周 山》一樣，聖陶是不適于那種表現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寫實主義之路》（林伯脩譯） 裡說寫實主義有三種。聖陶的應屬於第二種，所謂「小布爾喬亞寫實主義」；在這一點上說 他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我可以承認。
我們的短篇小說，「即興」而成的最多，注意結構的實在沒有幾個人；魯迅先生與聖陶 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們的作品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有謹嚴而不單調的佈局。聖陶的後期作 品更勝於初期的。初期裡有些別體，《隔膜》自頗緊湊，但《不快之感》及《啼聲》，就沒 有多少精彩；又《曉行》，《旅路的伴侶》兩篇（《火災》中），雖穿插頗費苦心，究竟嫌 破碎些（《悲哀的重載》卻較好）。這些時候，聖陶愛用抽象觀念的比喻，如「失望之 淵」，「煩悶之淵」等，在現在看來，似乎有些陳舊或浮淺了。他又愛用駢句，有時使文字 失去自然的風味。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釋的地方，往往太正經，又太多。如《苦菜》（《隔 膜》中）固是第一身的敘述，但後面那一個公式與其說明，也太煞風景了。聖陶寫對話似不 頂擅長。各篇中對話往往嫌平板，有時說教氣太重；這便在後期作品中也不免。聖陶寫作最 快，但決非不經心；他在《倪煥之》的《自記》裡說：「斟酌字句的癖習越來越深」，我們 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態度。他最擅長的是結尾，他的作品的結尾，几乎沒有一篇不波俏的。他 自己曾戲以此自詡；錢杏邨先生也說他的小說，「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盡之 感。」
1930年7月，北平清華園。
威尼斯
聖陶後期作品（大概可以說從《綫下》後半部起）的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寫實主義手 法的完成。別人論這些作品，總側重在題材方面；他們稱讚他的「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描 寫」。這是並不錯的。聖陶的生活與時代都在變動着，他的眼從村鎮轉到城市，從兒童與女 人轉到戰爭與革命的側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寫城市中失業的知識工人（《城中》裡的《病 夫》）和教師的苦悶；他寫戰爭時「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與一部分村鎮人物的利己主義，提 心弔膽，瑣屑等（如茅盾先生最愛的《潘先生在難中》，及《外國旗》）。他又寫戰爭時兵 士的生活（《金耳環》）；又寫「白色的恐怖。」（如《夜》，《冥世別》— 《大江月 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紀事》）。他還有一篇寫「工人階級的生活」 的《夏夜》（《未厭集》）（看錢杏邨先生《葉紹鈞的創作的考察》，見《現代中國文學作 家》第二卷）。他這樣「描寫了廣闊的世間」；茅盾先生說他作《倪煥之》時才「第一次描 寫了廣闊的世間」，似乎是不對的（看《讀〈倪煥之〉》，附錄在《倪煥之》後面）。他誠 然「長於表現城市小資產階級」（錢語），但他並不是隻長於這一種表現，更不是專表現這 一種人物，或側重於表現這一種人物，即使在他後期的作品裡。這時期聖陶的一貫的態度， 似乎只是「如實地寫」一點；他的取材只是選擇他所熟悉的，與一般寫實主義者一樣，並沒 有顯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長篇作品《倪煥之》，茅盾先生論為「有意為之的小說」， 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記》裡還說：「每一個人物，我都用嚴正的態度如實地寫」， 這可見他所信守的是什麼了。這時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着充分的客觀的冷靜（初期作品如 《飯》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發精煉，寫實主義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這一篇 最可代表，是我所最愛的。— 只有《冥世別》是個例外；但正如魯迅先生寫不好《不周 山》一樣，聖陶是不適于那種表現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寫實主義之路》（林伯脩譯） 裡說寫實主義有三種。聖陶的應屬於第二種，所謂「小布爾喬亞寫實主義」；在這一點上說 他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我可以承認。
我們的短篇小說，「即興」而成的最多，注意結構的實在沒有幾個人；魯迅先生與聖陶 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們的作品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有謹嚴而不單調的佈局。聖陶的後期作 品更勝於初期的。初期裡有些別體，《隔膜》自頗緊湊，但《不快之感》及《啼聲》，就沒 有多少精彩；又《曉行》，《旅路的伴侶》兩篇（《火災》中），雖穿插頗費苦心，究竟嫌 破碎些（《悲哀的重載》卻較好）。這些時候，聖陶愛用抽象觀念的比喻，如「失望之 淵」，「煩悶之淵」等，在現在看來，似乎有些陳舊或浮淺了。他又愛用駢句，有時使文字 失去自然的風味。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釋的地方，往往太正經，又太多。如《苦菜》（《隔 膜》中）固是第一身的敘述，但後面那一個公式與其說明，也太煞風景了。聖陶寫對話似不 頂擅長。各篇中對話往往嫌平板，有時說教氣太重；這便在後期作品中也不免。聖陶寫作最 快，但決非不經心；他在《倪煥之》的《自記》裡說：「斟酌字句的癖習越來越深」，我們 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態度。他最擅長的是結尾，他的作品的結尾，几乎沒有一篇不波俏的。他 自己曾戲以此自詡；錢杏邨先生也說他的小說，「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盡之 感。」
1930年7月，北平清華園。
威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