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調整科學和權威之間的關係，羅馬的策略很久以來一直是節制和適應。在對待文學方面，它最重要考慮是懼怕醜聞。書之被禁，不僅僅是因為它們的敘述被否定，而是因為它們看來有損道德，貶斥權威，危及信仰。因此，這並不意味着它們不真實。因為孤立的真理由於猜測的阻隔而脫離了其他已知的真理，使謬誤有了建立它的堡壘的空間，就有可能給那些沒有準備和不穩定的頭腦提供有害的場所。政策因此允許真理只能以假定的方式提出，或完全壓制它們。後一種選擇特別適用於歷史研究，因為它們包含着大多數危險的因素。在這些研究中，知識的進步數百年來一直在迅速而可靠地不斷進行，每一代人都揭示了大量以前未知的信息，不斷湧現的出版物總是給人以新的刺激，以及越來越豐富的探究基督教歷史的方法。這種探索已漸漸揭示出基督教權威的整個政策和進程，撩開了它和其他權威一樣試圖用來掩蓋現在過去的神秘面紗。在教會管理中人的因素竭力掩飾或否定自己的存在，以便它可獲致權威必然渴求的那種絶對服從，保留由於意見微弱才得以存在的永無謬誤的光環。如今，對這一人的因素之虛假部分最嚴厲的揭露，證明了歷史上教會高層中的無可否認的罪惡、錯誤或欺詐。其實，並非任何歷史都在提供或能夠提供破壞權威(教會的教義宣稱，這種權威對於它的存在必不不可少)的材料。但是正當權威的正確界限是一回事，而權威發現努力佔領對它有利的領域則是另一回事。教會的利益不一定與基督教政府的利益完全一致。一個政府不願它的權力受到嚴格地限定，而人民則要求越來越精確地划出這條界線。權威讓人民對它的錯誤保持無知，讓人民對它抱有迷信般的崇敬，它就會受到他們的保護。但是宗教不能借助任何錯誤的手段：這種伎倆只會損害良知；事實上，這種伎倆給予基督教政府中人的因素一種極為可怕的影響手段，這是不管多少相關醜聞也做不到的。因為這些伎倆是擁有立法權、懼怕攻擊、否認責任從而迴避審察的世界政府的伎倆。

長久以來，禁止歷史審察的重要工具之一是禁書目錄，它的目的不僅是反對謬誤，而且是具體地反對真理的某些領域。教會一直在利用它竭力使信徒接觸不到教會史知識，傳播一幅有關教會的進步和活動的荒誕而虛偽的圖畫。如果教會不承認一個事實，即當社會被爭論所吸引時，對知識的評價便只根據它是否有利於爭論的目標，它就會發現這種手段就其目的而言是極不恰當的。在那樣的時刻，事實上每個派別都有自己的禁書書目，給所有對它們不利的真理貼上謊言的標籤。沒有派別關注不能為它們在爭論所使用的知識。對於那些不斷爭斗的人來說，中立和含糊的科學是沒有吸引力的。它的精神首先是贏得了自然主義者、數學家和語言學家，然後它激起了本篤會教士無功利目的的好學精神。最後它傳人歷史學，使研究傳統、法律和教會活動的科學獲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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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變首先發韌于德國的大學。因為在那裡，天主教教師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必須與人交談，他們隨時有機會瞭解教會論敵的主張，並清楚那些不帶任何宗教偏見的研究者所做出的發現和結論。在一間教室，他正在談經論道，而在另一間教室，很可能有一位多神論者，一位唯理論者或路德派，就相同的主題評頭論足。當他離開講台時，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富於創見的思想家或學者，他們在闡述其深思熟慮的所有結論，並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研究傾向，也未顧及他們這樣做會給創見性較差的人帶來什麼影響。他經常不得不關注那些雖然缺乏天主教精神，但對於層次較高的學生必不可少的書籍。因此在這裡，保密、節制與調和的體制由於知識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下對真理最透徹的詮釋有把握取得勝利)變得難以為繼；同時，在德國的科學精神浸透了基督教學術時，這種體制也變得無法實行。

然而在羅馬，人們沒有覺察到這種競爭所導致的各種影響。大家既未理解這種轉變的原因，也沒有體驗到它的益處；另外，19世紀的德國人竟拋棄被證實對16世紀的德國人大有裨益的武器不用，這被視為不可思議。在羅馬，人們依舊持這樣的觀點，如果根據羅馬神學家的判斷，科學真理在性質上損害了信仰，則它不必也不應該傳播。相反，在德國天主教徒通過出版物與新教徒展開較量，而不顧慮在爭論中科學真理是不是可能促進抑或損害他們的事業，或它對於作為禁書目錄上保護對象的那些觀點是有利還是不利。縱然存在着這種嚴重的對立，但並未發生衝突。雙方表現出的剋制，與法國和意大利瀰漫的火藥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德國，人們容許出版物未經評審直接發行。這些出版物的流傳倘若越過阿爾陴斯山脈或萊茵河流域，就會立刻受到人們的口誅筆伐。這樣，一個特定的寬鬆環境和一種不受限制的猜疑一起應運而生，德國的神學家和歷史學家免遭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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