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穆斯、昆舍這樣的德國哲學家偶犯過失時，羅馬對他們施以嚴厲的攻擊。相比之下，德國的這種寬容具有深遠的意義。的確，羅馬的情形迥然不同。假使羅馬堅持壓制文獻、掩飾事實及抵制批評，它可能只是因為害怕它帶來的種種不便而對抗真理，並且是故意對抗。但是，假使它退卻了，沒有抨擊一門否定創世或上帝存在的哲學，它將無法堅持自己的信條，反駁那些對之懷有異議的子民。哲學家不能像歷史學家一樣要求同等的豁免權。上帝的神蹟呈現于歷史之中，獨立於教會，教會的任何藉口都不能改變事實。神的教導已為人所熟讀，歷史學家的責任在於不帶偏見、不篡加任何觀點地忠實複述它。天主教徒也許能夠確信，既然教會已經受住了事實的考驗，它也能比它的出版物存在得更久。但是哲學卻必須應付某些事實。就其本身而言，它們雖然具有絶對的客觀性，但是除非通過教會作為其代理人的啟示，便不會也不可能為我們所知。一種要求改變這些事實的哲學，與教會處在明顯的對抗之中。二者不可能共存，其中一方必定毀滅另一方。

破壞這種均衡的兩類情形非常自然地出現。有些神職人員希望把禁書目錄的古老權威擴展到德國，同時對於那些雖然並非宣揚異端，但對教會權威的榮譽構成重大損害或與天主教神學家的共同觀點相反的書籍，實行審查和禁讀。另一方面，有些赫穆斯、昆舍學派的哲學家並不打算放棄教會所譴責的學說。一種運動力圖壓制即便是闡述合乎邏輯的真理的知識，另一種潮流意欲摧毀教皇專斷的權威，這樣就為最終由弗羅斯查默博士的著述所引發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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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他還是慕尼黑大學一位很年輕的哲學教師時，出版了一本論述靈魂起源的著作。在書中，他對先在論(the theory of pre-existence)提出異議，同時抨擊了萬能的主直接創造每個靈魂這種普遍觀點，並依據古代教義的權威維護了一世主義(Generationim)理論，除了引證其他幾位近代神學家外，他還引證了在德語學界的教理神學中享譽最高的論文作者克勒。最後羅馬做出的決定是，應批判他的著作，並把這一決定通知了他，以便在決定發佈前他能表示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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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陷入了困境，有一點似乎可以確認，他這一階段的行為並非緣於他後來尋求庇護的教會權威的觀點，而是必須用這一事件的已知事實來解釋。後來，他的學說曾在一本廣為傳閲並受到好評的書中得到宣講。他深信自己至少駁斥了一些對立的學說，然而他受到譴責顯然是因為他維護其中的一種學說。無論他的著作中存在什麼錯誤，他都會擔心屈服的行動將意味着他接受一種他心中極不以為然的觀點，因此也是對真理的背叛。教會的命令並不能讓他心悅誠服。它不過是來自人們不加論證解釋才能信任的永無謬誤的權威，然而這並不是一個永無謬誤的權威，它不提供任何理由，卻要求理性的服從。弗羅斯查默博士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絶對遵從意味着要麼事實上承認權威永無謬誤，要麼是承認教會的決定必然不顧真理與正義而束縛人們的心靈。在任何一種情況下，他都會與宗教法和教會法相衝突。在堅持自己觀點的同時，為了維持和平和避免詆謗而遵守命令，一般性地承認自己的著作包含着各種誤解和含義不明的論斷——這種有條件的服從有悖于羅馬教廷的希望和意圖，如果不對其含義做出明確解釋，則在某種程度上就成了欺騙與虛偽。在第一種情況下，屈服不會被認可；在第二種情況下，不喪失自尊，就不可能做到屈服。況且，因為作者是一位公眾的教授，有責任依照自己最好的知識教導聽眾，所以他不能在維持觀點不變的同時改變自己的教導。指引他行動的似乎是這些顧慮，而非對抗權威或通過多少帶有革命性的過程引進新說的任何企圖。在這段時期，倘若羅馬教廷告知他哪些觀點有問題，他的著作中哪些段落受到了指摘，懷疑它們的理由何在，那麼很有可能會達成一種諒解或得到滿意的解釋。如果論爭雙方具有和解寬容的精神以及解決問題的意願，當然是有可能通過坦誠交換意見來解決問題的。這種做法在另一些事例中已被證明行之有效，並且就在此後不久圍繞着昆舍學說的討論中，大家以極大的耐心採取這種做法，並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功。

因此，在提出確切的答覆之前，弗羅斯查默博士要求得到有關受到指控的章節的信息。這本可以提供他一個發現自己錯誤的機會，從而在衝突爆發之前讓步。可惜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絶。他被告知，對於那些為教會做出過巨大貢獻而值得這樣考慮的人，有時會給予這樣的恩惠，但對於一個如果沒有引起審查的書籍便鮮為人知的作者，是不會給予這種恩惠的。這種答覆立即使人懷疑，羅馬教廷更為關心的是如何維護其權威，而不是去糾正它所聲稱的錯誤，或防止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羅馬，對德國哲學的猜疑已經根深蒂固，這一點廣為人知，一種對它施以所有可能的限制的企圖，看來遠非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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