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德國天主教學者在文獻中流露出針鋒相對的蔑視，完全抵消了羅馬神學家所持的不信任態度，也證明了這種態度不無道理。這種情緒的原因不難理解。德國的作者們陷入一場艱苦的鬥爭，他們的對手固守陣地所憑藉的是強大的智力、紮實的學識、深遂的思想。這些都是天主教國家中教會的捍衛者所未曾遭遇的。在這場衝突中，意大利神學家沒能提供任何的援助。他們證明了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對付現代科學。德國人因為看不出他們有何幫助，不久便不再對他們平等相待，甚至根本不認為他們是科學的神學家。德國人並沒有懷疑其正統地位，卻瞭解到只能把他們視作不能理解和掌握與他們自己的著作的思想有差別的人，認為他們的那些不合理的教義，不比一個二流神學家不受保護的親述(ipse dixit)更有價值。此種想法的滋長並非出於民族偏見，或他們把自己和羅馬教士的著述加以比較時產生的自我欣賞，而是基于一種對這些教士(其中不乏幾位相當傑出的德國人)與德國文獻之間關係的一般性觀點。因此這是一種集體情緒，甚至自知低人一等或並無隻言片語傳世的人，也分享着這種情緒。這樣一個人在評價蓋蘇和米諾瓦的神學家的觀點時，並非以他的個人表現，而是以他那個時代的偉大成就為依據，因而若是沒有論證和解釋，他很可能不願意接受他們對這些成就所下的判斷。

另一方面，對德國天主教學者的打擊，似乎會確保那些為歡慶勝利而聚集一堂的羅馬神學家輕而易舉地取得對其他各國學者的優勢。弗羅斯查默的例子似乎可以用來檢驗對於他的同胞——惟一顯得忐忑不安的作者群體，同時也只有比另一些人更加堅持自己的自由——實施控制可能達到的程度。但是對這可能性的猜測也許只會證明他的如下想法：他是被挑出來當作實驗對象，意在證明一條將被確定的重要原則，所以他有責任在他的教理錯誤被證實之前，反抗權勢對自由權所施加的頗有問題的侵害。因此，他拒絶做出教會要求他的起碼讓步，一份針對他的教令按照通常的方式宣佈。於是他被告知——雖不是由羅馬——他被革出教門。這項政策給天主教科學的自由帶來了嚴重問題，從而推動了對權威採取限制的新理論的誕生，他的名字便同這個理論聯繫在一起。在人類的世俗事務上有必要假定，在一個基督教國家裡，有關道德準則和法律傳統的知識是不可能死亡的。具體的權威會犯下錯誤，判決可能因不服而受到上訴，法律也許會被廢除，但全體人民的政治良知不可能無可補救地喪失殆盡。教會擁有相同的權利，但其意義更為重要，因為它存在的直接目的在於維護一套明確的真理，有關真理的知識是它決不能丟棄的。因此，無論什麼樣的權威都表示，人們必須接受它所保管的那種知識。但並不存在任何能夠使人們獲得可立即得到證實的知識的機構。一次公會議並不具有不證自明的普世性，教皇身份具體到個人而言也不是永無謬誤。前者必須等候認可，後者則一錯再錯，因此每條教令都需要得到初步的檢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