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商業資本是對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商業利潤就不僅表現為侵佔和欺詐，而且大部分是從侵佔和欺詐中產生的。撇開商業資本搾取不同國家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就這方面來說，它對拉平和確定商品價值發生影響)不說，那些生產方式也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商人資本佔據了剩餘產品的絶大部分，369這部分地是因為它是各個共同體之間的媒介，這些共同體基本上還是生產使用價值，對於它們的經濟組織來說，進入流通的那部分產品的出售，一般說來，也就是產品按照其價值的出售，還是次要的；部分地是因為在以往那些生產方式中，商人與之做生意的剩餘產品的主要佔有者，即奴隷主，封建地主，國家(例如東方專制君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財富，對於這些財富，商人會設下圈套，這一點亞·斯密在上述有關封建時期的引語中已經正確地嗅出來了。因此，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着一種掠奪制度，【「現在，商人對貴族或盜匪非常埋怨，因為他們經商必須冒巨大的危險，他們會遭到綁架、毆打、敲詐和搶劫。如果商人是為了正義而甘冒這種風險，那末他們當然就成了聖人了……但既然商人對全世界，甚至在他們自己中間，干下了這樣多的不義行為和非基督教的盜竊搶劫行為，那末，上帝讓這樣多的不義之財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搶走，甚至使他們自己遭到殺害，或者被綁架，又有什麼奇怪呢‧……國君應當對這種不義的交易給予應有的嚴懲，並保護他們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無恥的掠奪。
因為國君沒有這麼辦，所以上帝就利用騎士和強盜，假手他們來懲罰商人的不義行為，他們應當成為上帝的魔鬼，就象上帝曾經用魔鬼來折磨或者用敵人來摧毀埃及和全世界一樣。所以，他是用一個壞蛋來打擊另一個壞蛋，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沒有讓人懂得，騎士是比商人小的強盜，因為一個騎士一年內只搶劫一兩次，或者只搶劫一兩個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搶劫全世界。」——「以賽亞的頂言正在應驗：你的國君與盜賊作伴。因為他們把一個偷了一個古爾登或半個古爾登的人絞死，但是和那些掠奪全世界並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肆無忌憚地進行偷竊的人串通一氣。
大盜絞死小偷這句諺語仍然是適用的。羅馬元老卡托說得好：小偷坐監牢，戴鐐銬，大盜戴金銀，衣綢緞。但是對此上帝最後會說什麼呢‧他會象他通過以西結的口所說的那樣去做，把國君和商人，一個盜賊和另一個盜賊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鉛和銅熔化在一起，就象一個城市被焚燬時出現的情形那樣，既不留下國君，也不留下商人。」(馬丁·路德《論商業與高利貸》1527年版)】它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隷、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羅馬，後來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等那裡，情形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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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到處都使生產朝着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生產的規模擴大，使它多樣化並具有世界主義的性質，使貨幣發展成為世界貨幣。因此，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體的作用。但是它對舊生產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體作用，這首先取決於這些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並且，這個解體過程會導向何處，換句話說，什麼樣的新生產方式會代替舊生產方式，這不取決於商業，而是取決於舊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在古代世界，商業的影響和商人資本的發展，總是以奴隷經濟為其結果；不過由於出發點不同，有時只是使家長制的、以生產直接生活資料為目的的奴隷制度，轉化為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奴隷制度。但在現代世界，它會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這些結果本身，除了取決於商業資本的發展以外，還取決於完全另外一些情況。
城市工業本身一旦和農業分離，它的產品一開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產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業作為媒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商業依賴于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業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與此齊頭併進，在這裡，卻完全取決於另外一些情況。在古羅馬，還在共和制的後期，商人資本已發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工業發展上沒有顯出任何進步；在科林斯和歐洲、小亞細亞的其他希臘城市，商業的發展卻伴隨有工業的高度發展。
另一方面，正好與城市的發展及其條件相反，對那些沒有定居下來的遊牧民族來說，商業的精神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卻往往是它們固有的特徵。
毫無疑問，——並且正是這個事實產生了完全錯誤的觀點，——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由於地理上的發現而在商業上發371生的並迅速促進了商人資本發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世界市場的突然擴大，流通商品種類的增多，歐洲各國竭力想佔有亞洲產品和美洲富源的競爭熱，殖民製度，——所有這一切對打破生產的封建束縛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現代生產方式，在它的最初時期，即工場手工業時期，只是在現代生產方式的各種條件在中世紀內已經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發展。例如，我們可以拿荷蘭同葡萄牙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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