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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利息率在危機期間達到最高水平，因為這時人們不得不以任何代價借錢來應付支付的需要。同時，由於有價證券價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適應，這對那些擁有可供支配的貨幣資本的人來說，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按異常低廉的價格，把這種有息證券搶到手，而這種有息證券，在正常的情況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404就必然會至少回升到它們的平均價格。【「當一個老主顧以價值20萬鎊的有價證券作抵擁，向一個銀行家請求借款時，這個銀行家拒絶了他；當這個老主顧準備離開，打算去宣佈停止支付時，這個銀行家告訴他，不一定非採取這個步驟不可，這個銀行家表示願意用15萬鎊來購買這些證券。」([亨·羅伊]《兌換理論。
1844年銀行法》1864年倫敦版第80頁)】所謂的反向投資策略是否真的意味着市場不理性？
不過，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潤率的變動為轉移而具有下降的趨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I．「即使我們假定，借入資本除了用於生產之外，決不用於其他目的，那末，在總利潤率沒有任何變化的時候，利息率仍然可能變化。因為隨着一個民族的財富不斷增長，有一類人產生出來並不斷增加，他們靠自己祖先的勞動佔有一筆只憑利息就足以維持生活的基金。還有許多人，他們在青壯年時期積極經營，晚年退出，靠蓄積的錢的利息過安逸的生活。隨着國家財富的增長，這兩類人都有增加的趨勢；這是因為那些在開始時已有相當資本的人，比那些開始時只有少數資本的人，更容易獲得獨立的財產。
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國家，不願親自使用資本的人所佔有的國民資本部分，在社會全部生產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墾殖的貧窮的國家大。在英國，食利者階級的人數是多麼多啊！隨着食利者階級的增大，資本貸放者階級也增大起來，因為他們是同一些人。」(拉姆賽《論財富的分配》第201、202頁)
II．信用制度發展了，以銀行家為媒介，產業家和商人對社會各階級一切貨幣儲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斷增大，並且這些儲蓄也不斷集中起來，達到能夠起貨幣資本作用的數量，這些事實，都必然會起壓低利息率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說明。
關於利息率的決定，拉姆賽說，利息率
「部分地取決於總利潤率，部分地取決於總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Profits of enterprise)的比例。這個比例取決於資本的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405競爭；這種競爭受預期的總利潤率的影響，但不是完全由它調節。【因為總的來說利息率由平均利潤率決定，所隊異乎尋常的欺詐行為往往和低利息率結合在一起。例如1844年夏季的鐵路欺詐就是這樣。
英格蘭銀行的利息率，只是到1844年10月16日才提高到3％。】競爭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調節，一方面是因為有許多人借錢並不打算用在生產上；另一方面又因為全部借貸資本的量隨着國家的財富而變化，不以總利潤的任何變化為轉移。」(拉姆賽《論財富的分配》第206、207頁)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須：1．算出利息率在大工業周期中發生變動的平均數；2．算出那些資本貸出時間較長的投資部門中的利息率。
一個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於不斷變動的市場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在這個領域中，象經濟學家所說的自然利潤率和自然工資率那樣的自然利息率，是沒有的。關於這一點，馬西就已經完全正確地說過：
「在這裡唯一會產生的疑問是，在這個利潤中多大部分歸借入者，多大部分歸貸出者，才算合理；一般地說，這只能由所有的借入者和貸出者的意見來決定；因為，在這一點上，合理還是不合理，只是雙方同意的結果。」(馬西《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倫敦版第49頁)
供求平衡——假定平均利潤率已定——在這裡沒有任何意義。當我們在其他地方求助于供求平衡這個公式(在那些地方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正確的)時，它的用處是為了發現不以競爭為轉移、而是相反地決定競爭的那個基本規律(起調節作用的界限或作為界限的量)；特別是為了讓那些為競爭的實際、為競爭的現象及由此產生的各種觀念所俘虜的人，對於在競爭中表現出來的406經濟關係的內部聯繫，得到一個哪怕是很膚淺的觀念。這種方法的目的，是要從伴隨着競爭的各種變動中求得這些變動的界限。但對平均利息率來說卻不是這樣。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中等的競爭條件，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均衡，會使貸出者得到他的資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或得到總利潤的一定的百分比部分，例如20％或50%。當競爭本身在這裡起決定作用時，這種決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只有自命博學或想入非非的人，才會試圖把這種偶然性說成必然的東西。【例如，喬·奧普戴克在《論政治經濟學》(1851年紐約版)一書中，就完全徒勞地試圖從永恆的規律來說明5％利息率的普遍性。卡·阿倫德先生在《與壟斷精神及共產主義相對立的合乎自然的國民經濟學》(1845年哈瑙版)一書中，說得無比天真。
1844年銀行法》1864年倫敦版第80頁)】所謂的反向投資策略是否真的意味着市場不理性？
不過，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潤率的變動為轉移而具有下降的趨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I．「即使我們假定，借入資本除了用於生產之外，決不用於其他目的，那末，在總利潤率沒有任何變化的時候，利息率仍然可能變化。因為隨着一個民族的財富不斷增長，有一類人產生出來並不斷增加，他們靠自己祖先的勞動佔有一筆只憑利息就足以維持生活的基金。還有許多人，他們在青壯年時期積極經營，晚年退出，靠蓄積的錢的利息過安逸的生活。隨着國家財富的增長，這兩類人都有增加的趨勢；這是因為那些在開始時已有相當資本的人，比那些開始時只有少數資本的人，更容易獲得獨立的財產。
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國家，不願親自使用資本的人所佔有的國民資本部分，在社會全部生產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墾殖的貧窮的國家大。在英國，食利者階級的人數是多麼多啊！隨着食利者階級的增大，資本貸放者階級也增大起來，因為他們是同一些人。」(拉姆賽《論財富的分配》第201、202頁)
II．信用制度發展了，以銀行家為媒介，產業家和商人對社會各階級一切貨幣儲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斷增大，並且這些儲蓄也不斷集中起來，達到能夠起貨幣資本作用的數量，這些事實，都必然會起壓低利息率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說明。
「部分地取決於總利潤率，部分地取決於總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Profits of enterprise)的比例。這個比例取決於資本的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405競爭；這種競爭受預期的總利潤率的影響，但不是完全由它調節。【因為總的來說利息率由平均利潤率決定，所隊異乎尋常的欺詐行為往往和低利息率結合在一起。例如1844年夏季的鐵路欺詐就是這樣。
英格蘭銀行的利息率，只是到1844年10月16日才提高到3％。】競爭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調節，一方面是因為有許多人借錢並不打算用在生產上；另一方面又因為全部借貸資本的量隨着國家的財富而變化，不以總利潤的任何變化為轉移。」(拉姆賽《論財富的分配》第206、207頁)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須：1．算出利息率在大工業周期中發生變動的平均數；2．算出那些資本貸出時間較長的投資部門中的利息率。
「在這裡唯一會產生的疑問是，在這個利潤中多大部分歸借入者，多大部分歸貸出者，才算合理；一般地說，這只能由所有的借入者和貸出者的意見來決定；因為，在這一點上，合理還是不合理，只是雙方同意的結果。」(馬西《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倫敦版第49頁)
供求平衡——假定平均利潤率已定——在這裡沒有任何意義。當我們在其他地方求助于供求平衡這個公式(在那些地方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正確的)時，它的用處是為了發現不以競爭為轉移、而是相反地決定競爭的那個基本規律(起調節作用的界限或作為界限的量)；特別是為了讓那些為競爭的實際、為競爭的現象及由此產生的各種觀念所俘虜的人，對於在競爭中表現出來的406經濟關係的內部聯繫，得到一個哪怕是很膚淺的觀念。這種方法的目的，是要從伴隨着競爭的各種變動中求得這些變動的界限。但對平均利息率來說卻不是這樣。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中等的競爭條件，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均衡，會使貸出者得到他的資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或得到總利潤的一定的百分比部分，例如20％或50%。當競爭本身在這裡起決定作用時，這種決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只有自命博學或想入非非的人，才會試圖把這種偶然性說成必然的東西。【例如，喬·奧普戴克在《論政治經濟學》(1851年紐約版)一書中，就完全徒勞地試圖從永恆的規律來說明5％利息率的普遍性。卡·阿倫德先生在《與壟斷精神及共產主義相對立的合乎自然的國民經濟學》(1845年哈瑙版)一書中，說得無比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