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家的意識中，這裡所說的情況是和本卷第二篇論述利潤平均化為平均利潤時指出的各種補償理由一樣的。這些在剩餘價值分配上有決定作用的補償理由，在資本家的觀念中，已被歪曲成為利潤本身產生的理由和為利潤本身辯護的(主觀的)430理由。今天仍然如此。
企業主收入是勞動的監督工資這種看法，是從企業主收入同利息的對立中產生的，並由於下面這個事實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利潤的一部分事實上能夠作為工資分離出來，並且確實也作為工資分離出來，或者不如反過來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一部分工資表現為利潤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正如亞·斯密已經正確地發現的那樣，在那些生產規模等等允許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對一個經理支付特別工資的營業部門中，這個利潤部分會以經理的薪水的形式純粹地表現出來，一方面同利潤(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的總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後作為所謂企業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潤相獨立並且完全分離出來。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在這裡＜在農民是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監督是完全不必要的。」(約·埃·凱爾恩斯《奴隷勞力》1862年倫敦版第48、49頁)】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一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隷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431最大限度。【「如果勞動的性質要求勞動者＜即奴隷＞在一個廣闊的地面上分散勞動，監工的人數以及這種監督所需的勞動的費用就會相應地增加。」(凱爾恩斯《奴隷勞力》1862年倫敦版第44頁)】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裡，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一樣，在那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在那些生活在奴隷制度下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象在那些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絶對生產方式的現代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一樣，監督勞動的這兩個方面在理論上是和在實踐上一樣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馬上就要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現代奴隷制度的辯護士也懂得怎樣把監督勞動用作替奴隷制度辯護的理由，就象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懂得怎樣把這種監督勞動用作替僱傭勞動制度辯護的理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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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卡托時代的管事：
「莊園管事居于莊園奴隷之首，他掌管收支、買賣，執行主人的命令，當主人不在的時候，還發佈命令，執行懲罰……管事自然比別的奴隷較為自由；馬貢農書建議允許管事結婚，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錢財；卡托也建議讓男管事和女管事結婚。也只有這種管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況下，從主人那裡獲得自由。除此以外，他們的地位與奴隷一樣……每一個奴隷，包括管事本身在內，每隔一段時間，按照規定的標準，從主人那裡取得自己賴以維持生活的必需品……所得的數量以勞動為準，例如，管事的勞動比奴隷的勞動輕，所得的數量也比奴隷少。」今天國企的老總也不應比工人多拿太多。
432(蒙森《羅馬史》1856年第2版第1卷第809、810頁)
亞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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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人＜資本家＞不是通過獲得奴隷＜通過使他有權購買勞動的資本所有權＞，而是通過使用奴隷＜通過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勞動者，在今天是使用僱傭工人＞，來證明他自己是主人。這種學問並沒有什麼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過是，凡是奴隷必須會做的事情，主人應當會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這種榮譽就由管家來承受，而主人自己則從事政務或研究哲學。」這種歷史上的純粹榮譽，今天成了攫取財富的實惠(理由)。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貝克爾編，第1冊第7章 )
亞里士多德直率地說，在經濟領域內和在政治領域內，統治權把各種統治的職能加在掌權者身上，這就是說，在經濟領域內，他們必須善於消費勞動力。他還說，這種監督勞動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夠的財富，他就會把幹這種操心事的「榮譽」交給一個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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