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資本需求的這種增加，可以在生產過程本身的進行中找到原因。但是，不管原因是什麼，正是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貨幣資本的價值。如果奧維爾斯頓想說，貨幣資本的價值提高了，是因為它提高了，這是同義反覆。但是，如果他在這裡把「資本的價值」理解為利潤率的提高，把利潤率的提高看作利息率提高的原因，我們就立即可以看到他的錯誤。
儘管利潤減少，但貨幣資本的需求，因而「資本的價值」還是可以提高；一旦貨幣資本的相對供給減少了，它的「價值」就會提高。奧維爾斯頓想要證明：1847年的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利息率，同「現有貨幣量」無關，也就是說，同他所鼓吹的1844年的銀行法的規定無關；雖然事實上它同這些規定是有關的，因為對銀行準備金枯竭——奧維爾斯頓的一個創造——的恐懼，使1847—1848年的危機增加了貨幣恐慌。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裡。由於營業範圍同現有資金相比過度擴大，貨幣資本荒已經存在；由於農作物歉收、鐵路投資過多、生產過剩特別是棉紡織品的生產過剩、在印度和中國的營業欺詐、投機、砂糖輸入過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產過程的混亂，導致了貨幣資本荒的爆發。
對於那些按每夸特120先令的價格購買了穀物的人來說，在穀物價格跌到60先令時所缺少的，就是他們多支付的60先令，以及以穀物為抵押的同額貸款的信用。妨礙他們按原價120先令把穀物轉化成貨幣的，根本不是由於缺少475銀行券。對於那些過多地輸入砂糖以致几乎賣不出去的人來說，情形也是這樣。對於那些把流動資本固定在鐵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來補充「正當」經營所需要的流動資本的先生們來說，情形也是這樣。
但在奧維爾斯頓看來，這一切都好象是「對他的貨幣的已經提高的價值的道義上的承認」。但是，在貨幣資本的價值的這種提高的同時，另一方面正好是現實資本(商品資本和生產資本)的貨幣價值的下降。資本的價值在一種形式上提高了，是因為資本的價值在另一種形式上下降了。而奧維爾斯頓卻企圖把不同種類的資本的這兩種價值等同起來，把它們看作一般資本的唯一價值；他的手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即現有貨幣缺乏的現象對立起來。
但是，同額貨幣資本可以用極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貸放出去。
現在，我們拿他所說的1847年的例子來看。官方的銀行利息率：1月3—31/2%。2月4—41/2%。3月大部分是4%。
4月(恐慌)4—71/2%。5月5—51/2%。6月大體上說是5%。7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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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51/2%。9月5%，但略有變動，51/4%，51/2%或6％。10月5%，51/2%，7％。11月7—10%。
12月7—5%。——在這個場合，利息增加是因為利潤減少和商品的貨幣價值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奧維爾斯頓在這裡說，利息率在1847年提高了，是因為資本的價值提高了，那末，他所理解的資本的價值就只能是貨幣資本的價值，而貨幣資本的價值又正好是利息率。但後來露出了狐狸尾巴，原來他把資本的價值和利潤率等同起來了。
至于1856年人們所付的高利息率，奧維爾斯頓事實上不知道，這種高利息率部分地說正是一個徵兆，表明那種不是用利潤而是用別人的資本來支付利息的信用騎士出現了；他在離1857年危機只有幾個月前還斷言，「營業情況非常良好」。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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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說：
(第3722號)「認為企業利潤會由於利息率的提高而被消滅的看法是極端錯誤的。第一，利息率的提高很少持續很長時間；第二，如果它持續很長時間並且幅度很大，那末按照事物的本質，它就是資本的價值的提高；而資本的價值為什麼會提高呢‧因為利潤率提高了。」
在這裡，我們終於弄清楚了「資本的價值」的含義是什麼。不過，利潤率可以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仍舊很高，但企業主收入下降而利息率提高，結果是利息吞掉了利潤的大部分。
(第3724號)「利息率的提高是我國營業巨大發展和利潤率大大提高的結果；如果有人抱怨說，提高了的利息率破壞了作為它自己的原因的上述兩件事情，那是不合邏輯的說法，對此我們不知道應當說些什麼。」
這種說法合乎邏輯，正象下面這樣的說法合乎邏輯一樣：利潤率的提高是商品價格由於投機而提高的結果，如果有人抱怨說，價格的提高破壞了它自己的原因，即投機，那是不合邏輯的說法，等等。一物最終能破壞該物自身的原因這種說法，只有對那些熱中于高利息率的高利貸者來說，才是不合邏輯的說法。羅馬人的強大是他們進行征服的原因，但這種征服破壞了他們的強大。財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對財富起着破壞的作用。
好一個狡猾的傢伙!這個暴發戶、百萬富翁的「邏輯」竟博得了整個英國的尊敬，這是對當今資產階級世界的愚蠢的最好寫照。也是對他們的「企業家才能」的最好寫照。此外，雖然高利潤率和營業擴大可以是高利息率的原因，但高利息率決不因此就是高額利潤的原因。而問題正好是：在高利潤率早已消失之後，這種高利息率(這是危機中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不是還繼續下去，或者說，是不是才達到了它的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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