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他對這一段的鬥爭進行了認真的反思。他認為，他提倡以非暴力的方法來反對戰爭，這是堅持真理的表現，這種方法作為反對英國人施加壓力的形式來說，也是有效的。國大黨工作委員會總是置身于自己的領導之下。每當有機會與英國人談判時，工作委員會便會採取一個「現實立場」，認為英國人只有在交出權力的條件下和印度提供合作的基礎上，談判才能進行。
自己要求解除職務，而工作委員會又欣然同意，這也是鬥爭的需要，顯然是一個絶妙的安排。然而，當國大黨主席及工作委員會與英國人正式談判的時候，每個階段都來徵求自己的意見。雖然自己形式上置身于談判之外，但自己的意見在確定國大黨談判者的政策上卻總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當談判破裂英國人顯然不准備承認國大黨提出的最低要求時，自己再度以反戰、反英群眾運動的領袖身份出現，並提出「退出印度」的口號，這是很正常的。
他繼續在沉思之中。我們怎麼能和那些連自己的獨立都遭到嚴重威脅的人們進行爭取獨立的鬥爭呢？即使獨立可以由一個民族給另一個民族，英國人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那些本身處在危險中的人們是不可能拯救別人的。
但是，如果他們為自己的自由進行殊死的戰鬥，而又具有一點兒理智的話，他們就必須承認我們享有獨立的權利。英國人現在應該有秩序地離開印度，不要像他們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緬甸那樣冒險。這種行動意味着高度的勇氣，承認人類力量的有限和印度的正確行動。就在這次準備絶食前，自己還在致總督的信中這麼說：「如果你要我行動老實，就請你說服我，讓我相信自己錯了，而我一定花大力改正。
如果你要我代表國大黨提出建議，那麼，你就應該把我安置在工作委員會的各個委員中。我請求你下決心結束這一僵局。」其實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一點不過分，只是英國人什麼都做不到。
一個牢獄之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支配社會的，英國人又鐵石心腸，也就沒有必要與他們講理了。
甘地開始在獄中讀書，讀書是他的終生愛好。他不僅閲讀了莎士比亞、博朗寧、蕭伯納的選集，而且也閲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部分著作。把自己置於書海之中，他得到了無限的慰藉。正如《紐約·傳道書》上說：「惟獨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甘地的夫人嘉斯杜白，在甘地被捕後第二天也被捕入獄，與甘地關在同一間牢房裡，她本來看起來就比甘地蒼老許多，她敬佩甘地，但又常常為他擔憂。在甘地的影響下，她也成為一名堅定的非暴力抵抗者。這次入獄，能與人們信仰的聖雄關在一起，她並無怨言，只是眼看著甘地絶食，一天天走向絶境，几乎走入黃泉，她的心揪得緊緊的，不久便重病在身，臥床不起。
六十多年的患難夫妻，沒有想到在七十多歲時一起被囚在一所監獄，一間囚室。這在世界上恐怕難以找到第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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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斯杜白已經病了近兩個月了，監獄並未採取什麼有效措施。眼看她的病情一天加重一天，奄奄一息，甘地本不想再向政府說什麼、申請什麼，但是這時他忍不住還是給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允許孟買的馬太醫生前來獄中為她治病，並讓他的侄孫女摩奴來監獄看護，准許他們的兒子來獄中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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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地等了一個月，政府不作任何答覆。甘地不甘心，再次向政府寫信，要求給夫人治病，否則他申請關到別的監獄去，以免眼巴巴看著夫人在沒有得到任何醫療和護理的情況下而活活折磨死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才匆匆忙忙派來一名醫生。她患的是急性支氣管炎，醫生決定注射盤尼西林。
甘地得知非得通過靜脈注射藥物到夫人體內，他認為這與他一向提倡的原則有悖，便斷然拒絶洋醫生接觸嘉斯杜白的身體。
1944年2月22日。悲痛的日子無情地降臨了。
嘉斯杜白在甘地的懷抱中停止了她的呼吸。
甘地沒有眼淚。他守在夫人的遺體邊，想著他13歲結婚的情景，想著她對他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想著她對他倡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的理解和參與，往事歷歷，浮現眼帘。她以她無私的情懷向他奉獻了青春，奉獻了生命。
他是她的驕傲，她是他的依靠。
面對夫人安詳的遺容，他輕聲地詠誦起《薄伽梵歌》和《新約·約翰福音》，生怕聲音大了，影響夫人的安眠。
《薄伽梵歌》說：與梵合一心境舒暢，既無慾求亦無憂傷，對於眾生等同看待，此為對我至誠敬仰。
《新約·約翰福音》說：信的人永生。
《薄伽梵歌》又云：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因此，履行無可避免的責任時，你不該哀愴。
在甘地的迫切要求下，政府只好答應讓甘地的親友們到監獄來為甘地操勞終生的夫人送葬。
英國政府原來暗中為甘地準備好火化用的檀香木，現在只好用來火化他夫人了。熊熊燃燒的大火，將夫人的遺體慢慢化為灰燼。甘地再也止不住悲傷的眼淚。生離死別的滋味，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
他拄着他用了多年的竹枴杖，站在火堆邊長達六個小時不肯移開半步。在甘地眼裡，那急急上躥的火苗，為夫人搭起了升天的階梯，那沙沙作響的聲音，為夫人正唱着淒楚的輓歌。
永生！永生！……他喃喃自語地為夫人祝福着、祈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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