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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傳記
在去諾阿卡利途中，他先在加爾各答歇腳幾天。加爾各答的大街上，仍然殘留着大屠殺的淒慘景象，到處是瓦礫、雜物。臭氣熏天，宗教廝殺的烈火似乎可見，人們逃命時拚死慘叫聲時時在他耳邊響起。他認為，如果他勇敢地以同情和寬容之心與穆斯林人生活相處在一起，遵循他們的意願，以他的行為告訴人們，不管你是什麼教徒，都是朋友兄弟，同樣懷着良好的祝願，或許能夠使大家重新修好，重建家園。
他下決心要用他的勇氣和真誠打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心。
就在甘地尚未離開加爾各答去諾阿卡利時，又從比哈爾傳來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殘殺。其野蠻程度不亞於加爾各答和諾阿卡利。甘地大為震驚。比哈爾，是甘地深愛的地方。
當時那裡的人民是那樣披肝瀝膽地支持他、擁戴他，而現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則置於腦後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來，屠殺和反屠殺，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難以分清誰對誰錯，凡是暴力，就沒有對錯可言。他號召印度教徒都應該贖罪，先從自己做起，於是他決定「飲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爾人不悔過自新」，這種半絶食的行為將成為「一種絶食至死的舉動」。
甘地在極度痛苦狀態下，來到了斯里拉姆普爾村。這是 1947年 1月 1日。元旦。這個村曾有二百多戶印度教徒，現在只剩下3戶人家。
當晚，他在村裡召開集會，他的心靈之光給他帶來了教誨。他大聲疾呼：「讓那些政治家們在德里唇槍舌劍地爭論吧！讓他們無休止地討論印度前途吧！過去的事實多次證明，解決印度問題的真正答案，必須到農村去找。」
七個星期之內，他光着腳板，苦行遊說，行程達185公里，走訪47個村莊。作為一名印度教徒，他總是在餘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間走村串鎮，深入家庭，用好言勸慰穆斯林，使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一再告誡他們惟一值得人類進行復仇行動就是以善報惡。這的確有着生命危險。但是他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響去安撫人心、穩定人心，幫助他們捐棄前嫌，「重新點燃友愛之火」，「驅趕宗教偏見的惡魔」。
甘地與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捨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內只裝有鉛筆、紙張、針錢、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隨身攜帶的一尊象牙小雕像。這尊雕像表現的三個頑皮的小猴子，一隻雙手捂嘴，象徵德行的三大秘訣：「勿聽邪惡，勿視邪惡，勿傳邪惡」。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裏，為甘地裝着他經常要誦讀的四本書，它們是：《薄伽梵歌》、《古蘭經》、《耶穌行實與訓誡》和猶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堅持凌晨二點起床，誦讀《薄伽梵歌》，然後再進行晨祈。
而在同時，他便要喝一大碗摻鹽涼水，以洗腸胃，數年如一日。現在儘管苦行漫遊，非常貧苦，他也從不間斷。到晚上，他必定要與其他教徒們一同參加晚祈禱。他常常從容不迫，先讀幾段《薄伽梵歌》，然後再朗誦幾段《古蘭經》。
每到一村，他都要請求住到穆斯林的茅舍之中。如果沒有人肯接待，他便率領他的信徒們在村外樹下，晚上伴着神秘的星空入睡。
太陽升起的時刻，甘地一行便要離開斯里拉姆普爾。在這裡待了六個星期，村民們深為他的行為所感動，紛紛到村頭相送，目送他手持竹杖，彎腰駝背，步伐蹣跚地去尋找幻滅的夢想。
崎嶇的小徑上，甘地仍在不厭其煩地朗誦泰戈爾的詩，為大家提神，為自己增添安慰：「如果他們不響應你的召喚，你走下去吧，獨自一人走下去吧。」
他繼續行走，從不知累，也不知疲倦，他的精力使年輕人都難以相比。
在他的身上像有一種奇特的力量支撐着，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停止啪啪作響的腳步。
諾阿卡利到了。這個縣裡的情況是甘地前所未聞。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共同居住。同在一個村莊，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几乎長年勢不兩立，不來往，不通婚，村路往往劈成兩塊，以中間的中心綫為界，不可踰越。
兩個教派各有自己的水井，互相之間從不互汲井水，寧肯渴死。村子裡如果辦學校，也是各辦各的，孩子們都嚴格按照教規所定只上自己的學校。哪怕就是用野草和牛屎製作祖傳藥丸，治療的是同一種疾病，他們的製作方法和用藥劑量也完全不同，互相之間更不通醫。這種約定俗成的隔斷，不知形成於何時。
在途經的一個村子中，看見所有的房屋被燒燬，大多數男性村民被殺害。
一隻牧羊犬突然竄到甘地的腳下嗚嚥著，彷彿要帶甘地一行前去觀看什麼。
甘地隨着這條犬走到村角，只見那裡三具屍體，腐爛發臭，這大概是狗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遭難。一群婦女圍上來，紛紛向甘地訴說他們的丈夫、兒子被慘殺，自己的女兒被凌辱，悲痛欲絶。甘地心如刀絞，只得一邊安慰，一邊勸說以善報惡。
這時，他想起了1月2日他在斯里拉姆普爾寫的日記：「自凌晨2點，一直未眠。只有上帝的恩典在支撐着我。我可以看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嚴重不足，它是這一切的根源。四周一片漆黑。
上帝何時將我從這種黑暗中解救出來，指引我走向靈光呢？」甘地的傳記作家曾將這次行走看成是「獨自朝聖」、「赤腳朝聖」。朝聖一般來說應該是趕往聖地，而甘地卻是行走在那些災禍之地。但是甘地自己覺得這次行動具有朝聖的意義，他覺得他的胸懷帶著朝聖的虔誠。在途中，他曾收過一位婦女詩人的信，信中也稱他「敬愛的朝聖者」，並祝他「上帝與你同在」。
他下決心要用他的勇氣和真誠打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心。
就在甘地尚未離開加爾各答去諾阿卡利時，又從比哈爾傳來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殘殺。其野蠻程度不亞於加爾各答和諾阿卡利。甘地大為震驚。比哈爾，是甘地深愛的地方。
當時那裡的人民是那樣披肝瀝膽地支持他、擁戴他，而現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則置於腦後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來，屠殺和反屠殺，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難以分清誰對誰錯，凡是暴力，就沒有對錯可言。他號召印度教徒都應該贖罪，先從自己做起，於是他決定「飲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爾人不悔過自新」，這種半絶食的行為將成為「一種絶食至死的舉動」。
甘地在極度痛苦狀態下，來到了斯里拉姆普爾村。這是 1947年 1月 1日。元旦。這個村曾有二百多戶印度教徒，現在只剩下3戶人家。
當晚，他在村裡召開集會，他的心靈之光給他帶來了教誨。他大聲疾呼：「讓那些政治家們在德里唇槍舌劍地爭論吧！讓他們無休止地討論印度前途吧！過去的事實多次證明，解決印度問題的真正答案，必須到農村去找。」
七個星期之內，他光着腳板，苦行遊說，行程達185公里，走訪47個村莊。作為一名印度教徒，他總是在餘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間走村串鎮，深入家庭，用好言勸慰穆斯林，使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一再告誡他們惟一值得人類進行復仇行動就是以善報惡。這的確有着生命危險。但是他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響去安撫人心、穩定人心，幫助他們捐棄前嫌，「重新點燃友愛之火」，「驅趕宗教偏見的惡魔」。
甘地與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捨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內只裝有鉛筆、紙張、針錢、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隨身攜帶的一尊象牙小雕像。這尊雕像表現的三個頑皮的小猴子，一隻雙手捂嘴，象徵德行的三大秘訣：「勿聽邪惡，勿視邪惡，勿傳邪惡」。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裏，為甘地裝着他經常要誦讀的四本書，它們是：《薄伽梵歌》、《古蘭經》、《耶穌行實與訓誡》和猶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堅持凌晨二點起床，誦讀《薄伽梵歌》，然後再進行晨祈。
太陽升起的時刻，甘地一行便要離開斯里拉姆普爾。在這裡待了六個星期，村民們深為他的行為所感動，紛紛到村頭相送，目送他手持竹杖，彎腰駝背，步伐蹣跚地去尋找幻滅的夢想。
崎嶇的小徑上，甘地仍在不厭其煩地朗誦泰戈爾的詩，為大家提神，為自己增添安慰：「如果他們不響應你的召喚，你走下去吧，獨自一人走下去吧。」
他繼續行走，從不知累，也不知疲倦，他的精力使年輕人都難以相比。
在他的身上像有一種奇特的力量支撐着，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停止啪啪作響的腳步。
諾阿卡利到了。這個縣裡的情況是甘地前所未聞。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共同居住。同在一個村莊，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几乎長年勢不兩立，不來往，不通婚，村路往往劈成兩塊，以中間的中心綫為界，不可踰越。
兩個教派各有自己的水井，互相之間從不互汲井水，寧肯渴死。村子裡如果辦學校，也是各辦各的，孩子們都嚴格按照教規所定只上自己的學校。哪怕就是用野草和牛屎製作祖傳藥丸，治療的是同一種疾病，他們的製作方法和用藥劑量也完全不同，互相之間更不通醫。這種約定俗成的隔斷，不知形成於何時。
在途經的一個村子中，看見所有的房屋被燒燬，大多數男性村民被殺害。
一隻牧羊犬突然竄到甘地的腳下嗚嚥著，彷彿要帶甘地一行前去觀看什麼。
甘地隨着這條犬走到村角，只見那裡三具屍體，腐爛發臭，這大概是狗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遭難。一群婦女圍上來，紛紛向甘地訴說他們的丈夫、兒子被慘殺，自己的女兒被凌辱，悲痛欲絶。甘地心如刀絞，只得一邊安慰，一邊勸說以善報惡。
這時，他想起了1月2日他在斯里拉姆普爾寫的日記：「自凌晨2點，一直未眠。只有上帝的恩典在支撐着我。我可以看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嚴重不足，它是這一切的根源。四周一片漆黑。
上帝何時將我從這種黑暗中解救出來，指引我走向靈光呢？」甘地的傳記作家曾將這次行走看成是「獨自朝聖」、「赤腳朝聖」。朝聖一般來說應該是趕往聖地，而甘地卻是行走在那些災禍之地。但是甘地自己覺得這次行動具有朝聖的意義，他覺得他的胸懷帶著朝聖的虔誠。在途中，他曾收過一位婦女詩人的信，信中也稱他「敬愛的朝聖者」，並祝他「上帝與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