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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中
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七年，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隷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司、步司各千，川馬良者二百進禦。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初，隷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于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絁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須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尤駔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諸軍。
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往往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面寧即放歸。又云，陳岩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其驗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岡復嶺，盤迴鬥絶；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綱兵所經，甚于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各因風士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盭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仇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併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摭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為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闢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隷之屬六十有三，大闢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眾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歷，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者，大闢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隷之屬總八十有一，大闢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為《驛令》。琦又言：「自慶歷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歷敕》，大闢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隷增三十，大闢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為《續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恆存乎敕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恆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歷、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衝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初，隷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于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絁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須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尤駔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諸軍。
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往往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面寧即放歸。又云，陳岩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其驗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岡復嶺，盤迴鬥絶；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綱兵所經，甚于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各因風士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併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摭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為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闢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隷之屬六十有三，大闢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眾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歷，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者，大闢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隷之屬總八十有一，大闢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恆存乎敕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恆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歷、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衝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