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同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而諸路所上，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歲系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系之數。紹聖二年，戶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檢法官，應在京諸司事干錢谷當追究者，從杖已下即定斷。
三年，復置大理寺右治獄，官屬視元豐員，仍增置司直一員。大理卿路昌衡請：「分大理寺丞為左、右推，若有翻異，自左移右。再變，即命官審問，或御史台推究。不許開封府互勘及地分探報，庶革互送挾仇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台。命官追攝者，悉依條。若探報涉虛、用情托者，並收坐以聞。」
初，法寺斷獄，大闢失入有罰，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著為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失出之責，使有事讞議之間，務盡忠恕。」詔可。政和三年，臣僚言：「遠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罰失中，不能無冤。願委耳目之官，季一分錄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釋而後以聞。歲終較所釋多寡，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論如法。」詔令刑部立法：諸入人徒、流之罪已結案，而錄問官吏能駁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闢一名推賞。
紹興六年，令諸鞫勘有情款異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冤，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諸推究翻異獄，毋差初官、蔭子及新進士，擇曾經歷任人。二十七年，令監察御史每冬夏點獄，有鞫勘失實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殺人無證、屍不經驗之獄，具案奏裁，委提刑審問。如有可疑及翻異，從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監司審定，具案聞奏。否則監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復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議：「外路獄三經翻異，在千里內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為非祖宗法，遂釐正之。乾道中，諸州翻異之囚，既經本州，次檄鄰路，或再翻異，乃移隔路，至有越兩路者。官吏旁午于道，逮系者困于追對。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嘗差官猶稱冤者，惟檄鄰路，如尚翻異，則奏裁。」淳熙三年，令縣尉權縣事，毋自鞫獄，即令丞、簿參之。全闕，則于州官或鄰縣選官權攝之。
金作贖刑，蓋以鞭撲之罪，情法有可議者，則寬之也。穆王贖及五刑，非法矣。宋損益舊制，凡用官蔭得減贖，所以尊爵祿、養廉恥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為時所推、歷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罪以上依當贖法。諸司授勒留官及歸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許贖，私罪以決罰論。」淳化四年，詔諸州民犯罪，或入金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之，自今不得以贖論。婦人犯杖以下，非故為，量輕重笞罰或贖銅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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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深憫夫民之無知也，欲立贖法以待薄刑，乃詔有司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監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於理，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弊與？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幾于刑措。其議科條非著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違令，或過誤可憫，別為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民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為富人得贖而貧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時命輔臣分總職事，以參知政事范仲淹領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罷，事遂寢。至和初，又詔：「前代帝王后，嘗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雖不仕而嘗被賜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隨州司理參軍李父抃毆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贖父罪，帝哀而許之。君子謂之失刑，然自是未嘗為此。而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
初，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恩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彞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初，太祖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告諭，民無冒法。」是後將祀，必先申明此詔。天聖五年，馬亮言：「朝廷雖有是詔，而法官斷獄乃言終是會赦，多所寬貸，惠奸失詔旨。」遂詔：「已下約束而犯劫盜，及官典受臓，勿復奏，悉論如律。」七年春，京師雨，彌月不止。仁宗謂輔臣曰：「豈政事未當天心耶？」因言：「向者大闢覆奏，州縣至于三，京師至于五，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決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舍是無以召和氣。」遂命赦天下。
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偽，尤惡訐人陰事，故一時士大夫習為惇厚。久之，小人乘間密上書，疏人過失，好事稍相與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學士張方平、御史呂誨以為言，因下詔曰：「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竊慕焉。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或外托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灑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余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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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即位，又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于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獄訟，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義，使吾號令不信于天下。其內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御史台覺察彈奏，法寺有此奏按，許舉駁以聞。」知諫院司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禁之誠為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僚，糾摘隱伏。奸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為。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光論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對曰：「若言之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于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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