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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
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敕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于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系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沾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
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覆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征粟才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于經費之外倍征以給，仍以系官閒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為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閲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為義軍。臣即宣佈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
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為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眾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閲民田征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閒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徵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裡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倘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
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為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為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于德順、原州，右丞相仆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為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
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征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於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於上，尚何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于鈔法不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時朝廷以賈仝、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為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浸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並于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覊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
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覆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征粟才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于經費之外倍征以給，仍以系官閒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為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閲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為義軍。臣即宣佈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
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為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眾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閲民田征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閒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徵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裡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倘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
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征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於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於上，尚何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于鈔法不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時朝廷以賈仝、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為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浸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並于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覊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