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小先知者》——人們很久都認為是我寫的，儘管我予以否認——被當作遊戲文章看待，沒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論法國音樂的信》卻引得人家認真起來了，法國人一致起來反對我，認為法國音樂受了侮辱。這個小冊子所產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後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筆去描寫的。那時正是議院和教會大閙糾紛的時候。議院剛被解散，群情憤激達到了頂點：武裝起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小冊子一出來，登時一切爭論都給忘記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國音樂的危機，所謂起義，矛頭就是對著我的。這場圍攻的聲勢是如此之大，全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忘懷。當時在宮廷裡，問題只是在把我關進巴士底獄呢還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這樣小題大做實在可笑的話，禦旨都要發下來了。日後人們聽說我這個小冊子也許曾在全國範圍內阻止了一場革命，一定以為是痴人說夢。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全巴黎現在都還能證明，因為這件離奇的軼事距今才不過十五年多一點。

我的自由雖然沒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卻沒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脅。歌劇院的樂隊堂而皇之地策劃要在我走出劇院的時候把我暗殺掉。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我，我到歌劇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對我有厚誼的火槍手隊軍官安斯萊先生每逢我散戲出門時瞞着我派人保鏢，這樣才使那陰謀未能得逞。歌劇院那時剛改歸市當局管轄，巴黎市長的第一項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場券，並且做得極其無恥，竟在我入場時公開拒絶我，以致我不得不買一張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頭的難堪。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特別令人憤慨，因為我把我的劇本讓予他們的時候，唯一的代價就是永久免費入場的權利。雖然這種免費入場是一切作者應有的權利，而且我還有雙重資格取得這種權利，但是我還是當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來。誠然，沒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劇院出納員就送給我五十個金路易作為酬金，可是，不但這五十個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應得的款數，而且這筆款子與入場權毫無關係，因為這個入場權是正式規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們這種做法可謂集罪惡與粗暴之大成，以致社會公眾儘管當時對我的敵意正達高潮，仍然為之震驚；昨天辱罵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廳裡大叫大嚷，說這樣剝奪一個作家的入場權，實在可恥，說這個作家完全有權享受這種權利，甚至還可以要求雙份權利。意大利的諺語說得真不惜，Ogn’unamal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別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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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有一個辦法。既然對方取消了原來約定的代價，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為此寫信給達讓森先生，他那時正主管歌劇院那一部門，我在信裡附了一份備忘錄，列舉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但是始終不得答覆，也無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樣。這個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懷，我對他的品質和才能始終是不大佩服的，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對他的欽佩。就這樣，他們把我的劇本扣留在歌劇院而把我讓予的代價強行剝奪了。弱者對強者如此，就叫做盜竊；強者對弱者如此，不過是把他人的財產據為已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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