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堯臣和歐陽修論詩時曾說過：「詩家雖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見《六一詩話》)這說明他寫詩，既要求形象的鮮明突出，也要求意境的深遠含蓄。歐陽修說他的詩，「其初喜為清麗，閒(當為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梅聖俞墓誌銘》)。他自己也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從實際看，他的詩雖不廢「怪巧」，而基本風格特徵確乎可以說是「平淡」。這種力求風格平淡，狀物鮮明，含意深遠的詩風，不僅糾正了西崑派錯采鏤金、內容淺薄無味的作法，而且也適當糾正了追蹤韓愈的作者過分議論化、散文化的偏向。宋人龔嘯說他「去浮靡之習，超然于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錄》)。這是很有見地的。但梅堯臣的詩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實遠不夠深廣。他作了大量的應酬詩，即歐陽修所謂「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同上)。在許多日常生活的描寫中，如「一杯獨飲愁何有，孤榻無人膝自搖」、「擗包欲咀牙全動，舉盞逢衰酒易酣」：雖琢句新穎，終覺淺薄乏味。

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銅山(四川中江)，實生開封。他年輕時即不顧流俗恥笑，和穆修一起提倡古文，比尹洙、歐陽修等開始作古文都早。二十七歲中進士後，作過縣令、大理評事等小官，「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因此為保守派官僚王拱辰等所誣陷，由集賢校理被廢除名。後「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于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同上)。卒時年僅四十一。

蘇舜欽以詩和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實際他們的性格「放檢不同調」，詩風也很不一樣。蘇舜欽雖曾以「會將趨古淡」自勉，但他的詩終究是粗獷豪邁的，和梅堯臣的委婉閒淡顯然不同。梅詩對統治階級罪惡的揭露是比較和平含蓄的，而蘇詩指陳時弊，則直截痛快，略無隱諱。如《城南感懷呈永叔》，直寫見聞，一方面是人民在嚴重災荒下，被迫采毒草充饑，以致「十有八九死，當路橫其屍，犬彘咋其骨，烏鳶啄其皮」；而另一方面則是「高位厭梁肉，坐論攙雲霓」!這種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控訴，反映了廣大人民和統治者深刻的階級矛盾。又如《吳越大旱》同樣指斥了統治者不顧「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的慘狀，仍舊殘酷壓榨人民的罪行。作為一個懷有愛國思想、熱烈希望反抗民族壓迫的詩人，《慶州敗》一篇具有更鮮明的特點：

「無戰王者師，有備軍之志」，天下承平數十年，此語雖存人所棄。今歲西戎背世盟，直隨秋風寇邊城，屠殺熟戶燒障堡，十萬馳騁山嶽傾。國家防塞今有誰‧官為承製乳臭兒，酣觴大嚼乃事業，何嘗識會兵之機。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謂就戮如縛屍；未成一軍已出戰，驅逐急使緣險虛。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劍何所施!連顛自欲墮深谷，虜騎笑指聲嘻嘻。一麾發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圍。我軍免冑乞死所，承製面縛交涕夷。逡巡下令藝者全，爭獻小技歌且吹；其餘劓馘放之去，東走矢液皆淋漓。首無耳準若怪獸，不自愧恥猶生歸!守者沮氣陷者苦，盡由主將之所為。地機不見欲僥倖，羞辱中國堪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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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對北宋王朝統治者麻痹于「承平」，以及在對西夏作戰中邊塞將帥的喪師辱國，揭露不留餘地。在《吾聞》中，詩人激昂慷慨地陳述了保衛祖國的雄心壯志，抒發了熱愛祖國的強烈感情。其他如《蜀士》、《己卯冬大寒有感》等，或憤慨于統治者的昏昧失策，或關切邊境士後和廣大人民的苦難，或寄寓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也都表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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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舜欽的許多寫景抒情詩，意境開闊，也和梅堯臣的不同。如《中秋松江新橋對月……》：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絶冷光中。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為銀世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少數小詩也寫得鮮明入畫，如《淮中晚泊犢頭》等。蘇舜欽的詩，由於他的豪情壯志和憤慨不平，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見長；但短處也正在這裡，他往往落筆急書，不夠精煉，即歐陽修所謂「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因而也就缺乏含蓄和韻味。

小結

唐代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光輝的時代，詩歌、散文、小說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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