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詩文革新的理論是和韓愈一脈相承的。在文和道的關係上，他和韓愈一樣，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認為道是內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養的人，並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送徐無黨南歸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現于文章，如顏回。可見道與文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它們畢竟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他認為「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答吳充秀才書》)，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條件是對於道「務深講而篤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與張秀才第二書》)。他反對那種「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的文章，反對那種「棄百事而不關於心」的「溺」于文的態度。這樣，他使文章和他所關心的「百事」聯繫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道統」觀念的束縛，寫出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文章。

歐陽修有一些政論性的散文，是直接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如《與高司諫書》，直斥諫官高若訥趨炎附勢不敢主持正義的卑劣行為；《朋黨論》反擊保守派對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誣衊，諷諫統治者應該任賢退惡：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鮮明的政治態度和鬥爭精神。著名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後唐李存勖興亡的典型事例，說明國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實由人事，表現了他對國家興亡的樸素唯物主義見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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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唱三嘆，為北宋統治者提供歷史教訓，不僅富於現實意義，在寫作上也顯示了歐文的語言婉轉流暢和筆端富有感情的特點。

歐陽修的散文，無論狀物寫景，敘事懷人，都顯得搖曳生姿，具有較強的感人力量。如《釋秘演詩集序》、《瀧岡阡表》等。《醉翁亭記》寫滁州山間朝暮變化，四時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間的遊樂，層次曆落分明，語言自然流暢，表達了擺脫約束、從容委婉的情致。他的《秋聲賦》，用散文的筆調，通過多種譬喻，描摹無形的秋聲，烘托出變態百端的秋天景象，一變向來一般辭賦凝重板滯、略無生氣的面貌，表現了他在藝術上的獨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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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的散文雖以學習韓愈相標榜，風格實各不相同。如果說，韓愈的文章如波濤洶湧的長江大河，那麼歐陽修的文章就恰象澄淨瀲灧的陂塘。韓文滔滔雄辯，歐文娓娓而談；韓文沉著痛快，歐文委婉含蓄。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文從字順的正確作法，而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他敘事簡括有法，而議論迂徐有致；章法曲折變化，而語句圓融輕快，略無滯澀窘迫之感。又注意語氣的輕重和聲調的諧和。歐陽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為當時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毫無愧色的。

歐陽修也是當時的重要詩人。他有部分作品，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現實意義較強。如《食糟民》把「日飲官酒誠可樂」的官吏與「釜無糜粥度冬春」的貧民對比，並對「我飲酒，爾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內心不安。他的《答揚子靜兩長句》，指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貴族王公的享樂，是人民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傳說故事，同情婦女的命運，也譴責了昏庸誤國的統治者。歐陽修詩中較多的是抒寫個人生活情緒以及親朋間題贈應和的作品。這類作品，一般思想內容較為貧弱，在比較平直的抒情寫景之中，往往憑藉一聯半句，集中地表現了新穎的意境。如《黃溪夜泊》中的「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中的「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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