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詩也是學習韓愈的。前人已經指出他有些設想奇怪的詩，如《凌溪大石》、《石篆》、《紫石硯屏歌》等，都是模仿韓愈的《赤藤杖歌》(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但一般地說，歐陽修詩吸收韓愈的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而又避免了韓詩的造語險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詩語言自然流暢，無韓詩艱澀拗口之弊，風格清新而不流于柔靡。有些詩因說理過多，缺乏生動的形象，不免乏味。歐陽修的詩歌成就雖遠不能和散文相比，但它們清新自然的風格，對掃除西崑派的浮艷詩風，仍有其良好的作用。

當時政治上改革派的中心人物、為歐陽修所欽佩和擁護的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在古文創作上也有其一定的成就。他的古文，一般富於政治內容。政論文如《上執政書》等，表現了愛國愛民的政治態度。著名的《岳陽樓記》，描寫了洞庭景色的陰晴變化引起登臨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緒，歸結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己任，更表現了博大堅貞的政治抱負。

比歐陽修較早作古文的尹洙(1002—1047)，字師魯，洛陽人，對歐陽修棄駢文作古文有一定的啟發和影響。歐陽修謂「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尹師魯墓誌銘》)；范仲淹亦稱「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尹師魯河南集序》)。所作多章奏記序，一般質樸無文，成就不高。歐陽修非常推崇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山東泰安)人，是反對西崑派的一員猛將。他的《怪說》中攻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元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意，離析聖人之言，蠹傷聖人之道」：是聲討西崑派的一篇檄文。他希望與「三二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上范思遠書》)。但他強調文道的合一，而誤以為文和道就是一個東西，立論和柳開相似，而道學氣更甚，在古文創作上亦無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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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陽修的延譽獎引而身登仕籍的曾鞏(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豐人，是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他自稱「迂闊」，儒學正統氣味較重。所為古文被認為「本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宋史》本傳)。實際他既沒有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批判態度，也很少有韓愈那種針對現實鳴其不平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見稱，而缺乏新鮮感或現實感。曾鞏的文名在當時僅次於歐陽修，風格也和歐陽修相近。敘事議論，委曲周詳，詞不迫切，而思致明晰。如《寄歐陽舍人書》、《越州趙公救災記》等，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但由於缺乏現實內容，他的成就遠不及歐陽修。

第四節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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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臨川人。他出身于中下層官僚家庭。年十七八，即以天下為己任。二十二歲(慶歷三年)中進士後，為淮南判官、鄞縣知縣等地方官，留心民生疾苦，並多次上書上級官吏建議興利除弊，以舒民困。嘉右三年，從常州知州調為提點江東刑獄，有《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後人常說的萬言書，主張建立宋王朝的「法度」，即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對現實政治有所「改易更革」。嘉右五年，入朝為三司度支判官。熙寧二年，神宗特拔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從此積極推行新法。但由於舊黨的不斷反對，屢次罷相，屢次起用，後退休江寧。元豐八年，舊黨司馬光為宰相，全部廢除新法，王安石憂憤成疾，次年病卒，年六十六。

王安石一生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鬥爭，他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他反對西崑派文人「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指出當時「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張刑部詩序》)。認為「文者，務為有補于世用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刻鏤、繪畫也」，「要之以適用為本」(《上人書》)。正是由於王安石持有「適用」的文學創作觀念，他的詩文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采，是直接為他的政治鬥爭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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