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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南宋後期的詩壇，可以說是在陸游的籠罩下發展的，與他同時而稍後的江湖派，就有不少人受到陸游很深的濡染。當然，也有人由於只注意他的「使事必切，屬對必工」而流于淺薄圓滑的，但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卻都能或多或少繼承他的愛國主義和現實主義精神，如戴復古就曾這樣推許陸游：「茶山衣鉢放翁詩，南渡百年無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閒言語變瑰琦。」(《讀放翁先生劍南詩草》)樓鑰說戴「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石屏集序》)，可見他曾師事陸游。南宋後期另一位有成就的詩人劉克莊，雖未能親從陸遊學詩，但也深受陸游的影響。他在《刻楮集自序》中自言「初予由放翁入」。他非常推崇陸游，說陸「南渡而下，故為一大宗」(《後村詩話前集》)。劉克莊的詩，也繼承了陸游的愛國精神。宋亡之際，遺民中不少愛國詩人更受到了陸游的感召，發生了共鳴，如林景熙在《題放翁卷後》詩裡沉痛地寫道：「青山一發愁蒙蒙，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明胡應麟說他每讀陸、林二人的詩「未嘗不為滴淚」，足見其感人之深。
由於社會的和文學的原因，陸游在明代的影響不大，但到了清代，許多詩人如宋琬、查慎行、鄭燮等就又都深愛陸游，往往把他和杜甫相提並論。趙翼在《甌北詩話》裡，除為陸游闢專章外，還有年譜之作。當清末帝國主義瘋狂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期，人們對陸詩更有親切的體會，梁啟超就曾熱烈地讚揚陸遊說：「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讀陸放翁集》)直到五四時代，陸游的詩篇還鼓舞着反帝鬥爭的人民。
第五節 胡銓、陳亮、葉適及其他散文家
北宋的古文運動，經過「宣政之末」的一度低沉，到南宋繼續發生廣泛的影響。以奇句單行為特徵的歐曾王蘇的古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和無施不可的應用工具，因而產生了「散句」或「散文」的概念(註：葉適《水心集·播芳集序》：「昔人謂……黃魯直短於散句」；羅大經《鶴林玉露·文章有體》條：「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南渡前後，民族危機嚴重，抗金愛國成為詩詞等文學作品的重要主題，散文更成為打擊投降派、力主報仇雪恥的直接武器。在北宋諸大家的影響下，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對現實政治的深刻認識和鮮明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
胡銓(1102—1180)，字邦衡，號澹庵，廬陵薌城(江西吉安縣南)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進士；紹興七年(1137)為樞密院編修官。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銓憤而上書，直斥統治者「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並決然表示「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主張「覊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義正辭嚴，不僅使「當日奸諛皆膽落」(王庭圭《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而且也鼓舞了廣大人民抗敵愛國的鬥爭力量，使「勇者服，怯者奮」(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自學士文人「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士，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庭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同上)!它是南宋初年廣大人民痛恨統治集團的屈膝投降，要求報仇雪恥、輓救民族危亡情緒的集中反映。由於這一篇封事，胡銓被貶官到許多地方，最後到海南島，直至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後，始得內移衡州。「朱崖萬裏海為鄉，百煉不屈剛為腸」(王庭圭《胡邦衡移衡州，……》)，胡銓和南宋投降派的英勇鬥爭是百折不撓、堅持到底的。孝宗即位後，他有《上孝宗論兵書》，建議統治者「堅持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又有《上孝宗封事》，指出「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而「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只是由於偷懦、苟安和附會。胡銓的這些上書，議論慷慨正大，語言明達條暢，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於社會的和文學的原因，陸游在明代的影響不大，但到了清代，許多詩人如宋琬、查慎行、鄭燮等就又都深愛陸游，往往把他和杜甫相提並論。趙翼在《甌北詩話》裡，除為陸游闢專章外，還有年譜之作。當清末帝國主義瘋狂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期，人們對陸詩更有親切的體會，梁啟超就曾熱烈地讚揚陸遊說：「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讀陸放翁集》)直到五四時代，陸游的詩篇還鼓舞着反帝鬥爭的人民。
第五節 胡銓、陳亮、葉適及其他散文家
北宋的古文運動，經過「宣政之末」的一度低沉，到南宋繼續發生廣泛的影響。以奇句單行為特徵的歐曾王蘇的古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和無施不可的應用工具，因而產生了「散句」或「散文」的概念(註：葉適《水心集·播芳集序》：「昔人謂……黃魯直短於散句」；羅大經《鶴林玉露·文章有體》條：「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南渡前後，民族危機嚴重，抗金愛國成為詩詞等文學作品的重要主題，散文更成為打擊投降派、力主報仇雪恥的直接武器。在北宋諸大家的影響下，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對現實政治的深刻認識和鮮明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
胡銓(1102—1180)，字邦衡，號澹庵，廬陵薌城(江西吉安縣南)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進士；紹興七年(1137)為樞密院編修官。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銓憤而上書，直斥統治者「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並決然表示「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主張「覊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義正辭嚴，不僅使「當日奸諛皆膽落」(王庭圭《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而且也鼓舞了廣大人民抗敵愛國的鬥爭力量，使「勇者服，怯者奮」(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自學士文人「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士，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庭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同上)!它是南宋初年廣大人民痛恨統治集團的屈膝投降，要求報仇雪恥、輓救民族危亡情緒的集中反映。由於這一篇封事，胡銓被貶官到許多地方，最後到海南島，直至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後，始得內移衡州。「朱崖萬裏海為鄉，百煉不屈剛為腸」(王庭圭《胡邦衡移衡州，……》)，胡銓和南宋投降派的英勇鬥爭是百折不撓、堅持到底的。孝宗即位後，他有《上孝宗論兵書》，建議統治者「堅持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又有《上孝宗封事》，指出「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而「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只是由於偷懦、苟安和附會。胡銓的這些上書，議論慷慨正大，語言明達條暢，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