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1150—1223)，字正則，浙江永嘉人。他出身于「貧匱三世」的家庭，自稱「少曾讀書，頗涉治亂」，「獨有憂世之心」(《上西府書》)。淳熙五年中進士，歷任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但未得重用。開禧三年，被劾歸鄉裡後，「研玩群書」，經十六年，乃成《習學記言》一部有系統的、以經史百家為條目的哲學著作。他繼承並發展了永嘉學派進步的思想傳統，對唯心主義的理學和心學進行了尖鋭的鬥爭，成為獨立一派的唯物主義思想家。這就是全祖望所說「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齒齒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水心學案上》)的實際。他也是一個比陳亮更為實際的愛國者和政治家。從二十五歲「上西府書」到五十八歲罷官歸鄉裡的三十四年間，他和陳亮一樣，曾不斷地向統治者上書。淳熙十五年，他的《上孝宗皇帝札子》最有代表意義的一篇。在這裡，他首先肯定「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是統治者「一大事」，是「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然後根據敵我情況的分析，指出敵人並不是真正強大難攻和不可攻，根本問題在於「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具體地說，「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任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因此，上下背謬，習以成風，「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偷。……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最後他認為這些難和不可，並不是真難真不可，關鍵在統治者是否決心伸張「大義」，即報仇復國，力圖振作。他說如果「不義既立」，則一切所謂難和不可，「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這篇上書，表現了作者堅強的愛國主義的感情和意志，也表現了作者指陳弊政、建議改革、進行備戰的實際精神。後來他的《上光宗皇帝札子》(紹熙元年)和《上寧宗皇帝札子》(開禧二年)等，也都是同一精神的表現。葉適的散文，「在南宋卓然為一大宗」(《四庫提要》)。他的政論文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們大抵以經史之學為基礎，並能從實際出發，提出政見，分析細密而有條理，語言簡樸而厚重有力。此外，他還寫了許多「記」和「碑版之作」，特別是後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同上)。他認為「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贈薛子長》)；又以為「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題陳壽老文集後》)：這種重視文章的社會作用，要求取材于現實生活，反對模擬古人的主張，顯然有進步意義。

南宋時代還出現了大量的筆記雜文。北宋古文家如歐蘇等都在長篇大論之外，寫過一些筆記小文。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到了南宋，許多作者寫筆記，已經不再是叢殘瑣記，而是一種著作形式。凡讀書心得，生活瑣事，世情風習，風景名勝，朝政掌故，歷史傳說，名人軼事等等，無所不包，一筆再筆。著名的如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麈錄》等。特別是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它評論藝文，褒貶人物，指責弊政，往往別具識見，言簡意賅，發人深思。如《論菜》云：「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着墨不多，語重心長，反映了南宋時代尖鋭的階級矛盾。又康與之《昨夢錄》，多記奇異事物或故事，其一記北宋末年楊氏兄弟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引入洞穴，別見一個「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的理想世界，極似《桃花源記》，這是南渡前後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端尖鋭的現實條件下，一部分遠離現實的士大夫看不見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幻想出來的農業社會主義。這種幻想雖然和當時廣大階層的抗金救國以及農民的起義反抗背道而馳；但它也是尖鋭的階級矛盾以及廣大人民在亂離之際一種善良的願望的反映。方勺《泊宅編》多記北宋朝野人物舊聞，其中關於方臘起義的記載，雖不免有所歪曲和誣衊，但它記錄見聞，首尾具在，方臘揭露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人民、媚敵求和的一段，尤其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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