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國殤》說：「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陸游所繼承的正是我國人民這種高度的愛國精神的傳統。由於南宋統治者一意對敵屈膝求和，儘管詩人抱著萬死不辭的報國決心，然而擺在他面前的道路卻是「報國欲死無戰場」(《隴頭水》)。他知道，要恢復中原，就必須抗戰；要抗戰，就必須排斥和議，因此陸游愛國詩篇的另一特點，就是對投降派的堅決鬥爭和尖鋭諷刺。他這樣揭示：「和戎自古非長策」(《估客有來自蔡州者感悵彌日》)，並具體地指出投降派的主張給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種種危害：「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感憤》)，「戰馬死槽櫪，公卿守和約」(《醉歌》)，「生逢和親最可傷，歲輦金絮輸胡羌」(《隴頭水》)。他警告那些「封疆恃虜和」的邊將們說：「棘門灞上勿兒戲，犬羊豈憚渝齊盟!」(《登登子城》)在《關山月》裡，詩人對和議的惡果以及投降派的「文恬武嬉」更作了集中而全面的揭露：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髮。笛裡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徵人骨。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在《追感往事》裡，他又進一步揭穿了以秦檜為首的投降派賣國的本來面目：「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並大膽地指出他們的罪狀：「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夜讀范至能攬轡錄……》)。所有這些尖鋭的譴責，在南宋初期一般愛國詩歌中是很少見的。

南宋一代，當權的始終是投降派，陸游的報國理想，還是遭到了冷酷現實的扼殺。這也就使得他那些激蕩着昂揚鬥志的詩篇，往往又充滿了壯志未酬的憤懣，帶有蒼涼沉鬱的色彩。象下面這首《書憤》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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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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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出師表》強調「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並自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以陸游備極推崇。

但是，另一方面，冷酷的現實也使陸游從幻想或夢境裡寄託他的報國理想。「壯心自笑何時豁，夢繞樑州古戰場」(《秋思》)，正概括地說明了這類記夢詩的成因和內容。在這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有時象一員猛將，躍馬大呼，奪關斬將：「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樓上醉書》)，有時又不失書生本色，草檄招安，作歌告捷：「更呼鬥酒作長歌，要遣天山健兒唱」(《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安諸城》)，有時他又象一位軍師，隨從皇帝親征，不僅恢復了「兩河百郡宋山川」，而且「盡復漢唐故地」(見《劍南詩稿》)卷十二的詩題)。所以他說：「誰知蓬窗夢，中有鐵馬聲」(《書悲》)。陸游的愛國熱情還往往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聯想表現出來。他觀一幅畫馬，卻想到：「嗚呼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銜枚夜度桑乾責」(《龍眠畫馬》)!他作一幅草書時，也彷彿是在對敵作戰：「酒為旗鼓筆刀槊，勢從天落銀河傾。……須臾收卷復把酒，如見萬里煙塵清」(《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參看《草書歌》)。他聽到一聲新雁，也會勾起無限感慨：「夜聞雁聲起太息，來時應過桑乾責」(《冬夜聞雁》)。以至于「自恨不如雲際雁，來時猶得過中原」(《枕上偶成》)。特別是當大雷雨、大風雪時，更容易激起他那金戈鐵馬「氣吞殘虜」的雄心和遐想。這是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樣：「夜聽簌簌窗紙鳴，恰似鐵馬相磨聲」(《弋陽道中遇大雪》)。人們都畏懼、躲避大風，陸游卻在一個「街中橫吹人馬韁」的大風天爬上城頭，希望自己能象大風那樣勇猛，掃清中原：「我欲登城望大荒，勇欲為國平河湟」(《大風登城》)!基于同一心理，那歷來認為可悲的秋風，在陸游聽來也成為一種鼓舞鬥志的力量。《秋風曲》說：「百斤長刀兩石弓，飽將兩耳聽秋風」!當他晚年閒居山陰時，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臥病在床的老詩人還想到為國戍邊，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所有這些夢思幻想，都應看作陸游愛國精神的一種深刻表現，也是他的愛國詩篇的一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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