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宋覆亡之後，王沂孫、張炎、周密等詞人又結社唱和。如王沂孫以「病翼驚秋，枯形閲世，消得斜陽幾度」(〈齊天樂〉《詠蟬》)的秋蟬，「前度題紅杳杳，溯宮溝暗流空繞」(〈水龍吟〉《落葉》)的落葉，寄託遺民身世的淒涼；張炎以「漫倚新妝，不入洛陽花譜」(〈綺羅香〉《紅葉》)的紅葉，暗傷他在新朝的不得意。他們偶然也在詞裡流露一綫光明的希望，如王沂孫的〈眉嫵〉《新月》詞「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以一鈎新月的終將團圓，寄託他對故國的希望。然而這些在生活上遠離廣大人民、習慣于拿詞作無聊消遣的沒落士大夫，比之南宋初期的愛國詞人，他們的聲音是多麼微弱啊!

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會稽(浙江紹興縣)人，有《碧山樂府》。周密，字公謹，號草窗，祖籍濟南，流寓浙江吳興，有《頻洲漁笛譜》。張炎，字叔夏，號玉田，是南宋初年大將張俊的子孫。他的《山中白雲》詞主要是表現一個末路王孫、落魄文人的生活感受，內容與王、周二家相近。他的論詞著作《詞源》推尊姜夔的清空而不滿吳文英的質實，對宋末詞壇過分追求濃麗綿密而流于晦澀的作風起一些補偏救弊的作用。他的詞多直寫身世之感，語言也比較清暢，對清初浙西派詞人有顯著影響。

第二節　四靈和江湖詩人

南宋中葉以後有所謂四靈詩派、江湖詩人，他們是江西詩派的反響，代表南宋後期詩歌創作上一種傾向。

永嘉四靈指當時生長於浙江永嘉的四個詩人：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趙師秀，字靈秀；翁卷，字靈舒。四靈裡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璣和趙師秀作過小官。他們對於南宋中葉以後政治上的低氣壓好象並無反感，反而樂得清閒。「愛閒卻道無官好，住僻如嫌有客多」(徐照《酬贈徐璣》)，「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惟合臥山林」(翁卷《行藥作》)，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既是這樣，他們的創作傾向就必然是「泊然安貧賤，心夷語自秀」(趙師秀《吳徐璣》)，「楚辭休要學，易得怨傷和」(翁卷《送蔣德瞻節推》)。從這種創作傾向出發，他們選擇了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詞寫野逸清瘦之趣。他們認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工拙」為「風騷之至精」(《宋詩鈔·二薇亭詩鈔》引徐璣語)，因此專工近體，尤其是五律。下舉二詩可略見他們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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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己老，學圃未如君。

——趙師秀《薛氏瓜廬》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裡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翁卷《鄉村四月》

這些詩從思想內容看，主要是繼承了山水詩人、田園詩人的傳統，它們在封建社會中小地主階層裡本來就擁有廣大的讀者。南宋中葉以後，社會表面上漸趨安定，這些詩對於那些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文人也起了鎮靜劑的作用，使他們暫時滿足於那嘯傲田園、寄情泉石的閒逸生活。在藝術上，他們又能以精煉的語言刻劃尋常景物，而不大顯露斧鑿的痕跡，在較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人以學問為詩、專在書本上找材料的習氣。因此他們的成就雖極有限，有當時詩壇卻得到廣泛的反應。「舊止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劉克莊《題蔡炷主簿詩卷》)，正好說明這種情況。

所謂江湖詩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於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轉江湖，靠獻詩賣藝來維持生活。他們的流品很雜，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狹，對政治不甚關心，只希望在文藝上有所專精，以贏得時人的賞識，近於所謂「狷者」。我們在前節裡敘述的姜夔是這類人物的代表。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廣，對當時政治形勢比較關心，愛好高談闊論以博時名，近於所謂「狂者」。戴復古、劉克莊就是這類人物。

江湖詩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葉後杭州書商陳起陸續刻了許多同時詩人的集子、合稱為《江湖集》而來的。由於當時南宋王朝的措施愈來愈不得人心，他們以江湖相標榜，多少表示了和朝廷當權者不同的在野身分，而他們在個別作品裡也的確刺痛了當權派，陳起就因此得罪，《江湖集》的板也被劈了(註：當時史彌遠立理宗，殺濟王。以為陳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及劉克莊的「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等詩句為有意諷刺。起因此坐罪流配。)。後來《江湖集》裡有些詩人已經作了官，還被看作江湖詩人，那是因為他們曾經以在野的詩人面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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