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詩歌散文到宋代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作家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現。詩話文評之作，北宋已漸多，到了南宋，更蓬勃發展，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呂氏童蒙訓》、陳癸《文則》等。而以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影響為更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江西婺源縣)人。僑居建州(福建建甌縣)。登紹興進士第，歷官轉運副使、秘閣修撰、寶文閣待制。朱熹寫了大量講解儒家經傳的著作，成為明清兩代的官方哲學，影響深遠，起了消極作用。但他的《詩經集傳》、《楚辭集注》及其他詩文雜著中有些評論文學的見解，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的文學批評主要是繼承並發展了北宋道學家的主張，表現了道學家和古文家文學思想鬥爭的繼續發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學家對於文與道的關係的看法，基本上還是和韓柳一致的。自周敦頤倡「文以載道」之說，開始打破了文與道的平衡，體現了道學家重道輕文的傾向。他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蔫而已。」(《通書·文辭》)於是程頤更進一步斷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喪志」(《二程遺書》十八)。他把文與道看成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東西，真是道學家的偏見。朱熹的理學是繼承二程的，他的文學觀點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他對李漢「文者貫道之器」的說法表示異議，認為「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朱子語類》一三九)。又《答徐載叔書》說：「所諭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為害等爾」(《朱文公文集》五十六)。道是本，文是末，捨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來，不管什麼文章都是有害的。這就和程頤作文害道的見解完全一致。但應該指出：理學家的所謂道與古文家的所謂道有所不同。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還包括較多的政治、歷史內容；而理學家的道則几乎純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它和現實的距離更遠了。不過朱熹雖然重道輕文，並不根本排斥文學，他只認為首先要明義理(道)，義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所以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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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裡面。

——《語類》一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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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面說：「文是文，道是道」，把文同道對立起來；現在又說「文便是道」，又把文和道統一起來，好象自相矛盾。其實這還是重道輕文的意思，輕文，所以說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貫道；重道，所以說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對文自文而道自道。在他看來，只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正因從此出發，他評論唐宋諸家的文章雖然多所肯定，卻不滿他們不務先明義理，只去「學古人說話聲響」，浪費許多時間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稱賞」(《文集》七十四《滄洲精舍諭學者》)。其實韓愈何嘗不說「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柳宗元何嘗不主張文以明道呢‧依照朱熹這種觀點，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文章只能要求抽象地談論有關道德心性的問題，不要現實內容，更不必講求藝術技巧。這對文學的發展是極為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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