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漢卿現存的雜劇，從思想內容看，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歌頌人民的反抗鬥爭、揭露社會黑暗和統治者的殘暴、反映了當時尖鋭的階級矛盾的作品。如著名的《竇娥冤》，還有《蝴蝶夢》、《魯齋郎》等。《竇娥冤》原本漢代東海孝婦的故事。這故事在民間長期流傳，內容愈來愈豐富。《搜神記》裡的孝婦周青已具有反抗性格。在元代，王實甫、梁進之都有《于公高門》的雜劇(見《錄鬼簿》)，就是歌頌為東海孝婦平反冤獄的于公的。關漢卿是在民間傳說和當時有關的戲曲創作的基礎上，結合元代的現實生活，寫出了這樣一部激動人心的悲劇的。《竇娥冤》在「楔子」裡就寫竇娥在高利貸的殘酷剝削下被賣給蔡婆作童養媳，這是她一生悲劇的開始，接着寫賽盧醫的陰謀害命，張驢兒父子的恃強霸佔以及桃杌太守的嚴刑逼供、草菅人命，一步步把竇娥推向悲劇的結局，也一步步地突出了竇娥善良而堅強的性格，為我國的悲劇藝術提供了典型的範例。竇娥性格的善良主要表現在對共同處在受迫害地位的人的深切關懷上：她對蔡婆的輕易答應張驢兒父子的婚事是十分不滿的，但當桃杌要嚴刑拷打蔡婆時，就寧願自己承認死罪，也不讓她受刑；她在被押赴法場斬首時，首先想到的不是她自己的不幸，而是怕蔡婆看見她披枷帶鎖而傷心。儘管蔡婆這人物並不那麼值得同情，竇娥對待蔡婆的態度也不可能擺脫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孝道；但突出在她性格上的善良一面，仍十分值得我們珍視，因為它體現了人民團結自己共同對敵鬥爭中的重要思想因素。竇娥性格的堅強，主要表現在對敵人的刻骨仇恨和至死不屈的鬥爭上。竇娥在法場上的對天誓願，集中表現了這一點，而前面一連串戲劇矛盾更充分說明它是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竇娥三歲喪母，七歲離父，十七歲成了寡婦，這樣孤苦無依的人物，她受的迫害越多，對封建社會的罪惡認識越清楚，反抗也就越強烈。起初，竇娥對宮府存有幻想，寧可「官休」。但遭到桃杌太守的一頓毒打之後，幻想消失了，就有力地揭露了「衙門自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這個封建社會裡的普遍情況。這時她對上層統治者的幻想仍然存在，以為上司可能會複審，自己也許還有昭雪的機會。直到她被押上法場斬首的時候，連這點最後希望也破滅了，這才對天地鬼神都提出震撼人心的控訴：

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着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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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折〈滾繡球〉

《蝴蝶夢》同樣歌頌了人民的反抗鬥爭，而《魯齋郎》在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者的殘暴上顯得更深刻。《蝴蝶夢》裡主角王婆婆的三個兒子為了替父報仇，打死了皇親葛彪，在必須要一個兒子抵命的情況下，王婆婆寧可犧牲親生的兒子來保全前妻的兩個兒子。她為了要求官府憑公判案，敢於當面罵包待制「胡蘆提」、「官官相為」，而當包拯判決要王三抵命時，還分付王三和他父親的鬼魂同心合力，「把那殺人賊(即葛彪)推下望鄉台」。體現在王婆婆身上的自我犧牲精神和至死不屈的鬥爭性，和竇娥有類似之處，但不及竇娥性格的那麼集中而深刻。《魯齋郎》裡的魯齋郎是個「為臣不守法，將官府敢欺壓」的權豪勢要。他搶走銀匠李四的妻子，還告訴李四說：「你的渾家我要帶往鄭州去也，你不揀那個大衙門裡告我去。」他見到六案孔目張圭的妻子有幾分顏色，就公然命令他：「把你媳婦明日送到我宅子裡來。」作者除通過魯齋郎的形象，揭露了統治階級當權派和廣大被壓迫人民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外，還在張圭這個形象身上，藝術地概括了那些依附統治階級當權派的下層吏目的性格特徵。張圭在銀匠李四面前擺架子，耍威風，說「誰不知我張圭的名兒」；但當他一聽到魯齋郎的名字，就膽小如鼠，原形畢露，魯齋郎要他送妻子去時，他絲毫不敢反抗，結果只落得「一家兒瓦解星飛」。通過這個人物，不但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和竇娥、王婆婆等截然不同的兩面性格，還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對壓迫者的一味忍受和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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