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官們有時感到詫異：某一個囚犯溫順馴良、堪稱表率地生活了好多年，為了褒獎他的良好品行，甚至叫他當了工頭，可是突然之間他卻無緣無故地象鬼迷心竅似的大閙起來；他胡作非為，縱酒作樂，無理取閙，有時甚至甘冒觸犯刑律的危險；或者公然冒犯上級長官，或者行兇殺人，或者強姦婦女，等等。他們看著這個囚犯，感到詫異不止。這個完全出乎人們預料的人之所以突然發作，也許是因為這是一種憂鬱的、神經質的自我表現，一種下意識的自我煩惱，一種想表現自己，表現自己受壓抑的個性的願望而已，而這種願望又是突然表現出來的，並且達到了仇恨、瘋狂、違背理性、瘋癲、痙攣的程度。也許，這就好象把一個睡着的人活活裝進棺材裡，當他在棺材裡甦醒過來時，便拚命地敲棺材蓋，竭力想敲開它，儘管理智肯定會使他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將是徒勞的。
但是問題也就在於這並不是理智的問題，而是神經質的表現。我們還得考慮到，犯人的任何一種任性的自我表現，几乎都被認為是犯罪，那末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他們來說，無論是大閙還是小閙，自然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既然要喝酒，乾脆就盡情大喝一頓，既然要冒險，乾脆就大幹它一場，甚至行兇殺人也未嘗不可。一個人只要開始幹起來，爾後就會忘乎所以，甚至抑制不住！因而，最好還是採取一切辦法不讓他滑到這種地步。
這樣，大家就會平安無事了。
是的；但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第六章 第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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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時，我還有一些錢，由於怕被搜去，手頭隻留下很少一點，為了預防萬一，我把幾個盧布糊在一本新約全書的封皮裡，這本書在當時是許可帶進獄中來的。這本書和糊在裡面的錢，是那些也嘗盡了流放的艱辛的人們①在托波爾斯克送給我的，他們已經以十位數字來計算被流放的時間了，而且早已習慣于把每一個不幸的人都看做自己的兄弟。①在被押往鄂木斯克的路上，在托波爾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遇見過幾位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穆拉維約娃、安年科娃和馮維辛娜。在西伯利亞，總是有那麼一些人，他們似乎總是把向「不幸的人們」提供兄弟般的照料當作是自己生活的目的，十分憐憫和同情他們，關心他們就象關心自己親生的孩子一樣，這完全是一種無私的、聖潔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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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不能不對一次相會作一簡單的回憶。我們監獄所在的那個縣城裡，有一位夫人叫娜斯塔霞·伊萬諾夫娜，她是一位寡婦。當然，當我們被關在監獄裡的時候，我們中間誰也不能夠親自同她結識。看來，她已把救助流放犯看作是自己生活的目的，但她最關心的還是我們這樣一些人①。
①指因反對沙皇政府而受到迫害的政治犯。她的親屬中是否有什麼人也有類似的不幸，或者，她最親近的人們當中是否也有人因這種罪行而受到牽連，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她卻認為她若能盡心竭力為我們做點什麼事，那便是她最大的幸福。當然，她不能資助我們很多，因為她很窮。我們雖然被關在獄中，但我們卻感覺到，我們在監獄外面有一位最忠誠的朋友。
順便說說，她時常把我們很需要知道的一些消息報告給我們。在我出獄後被送往另一個縣城去的時候，我終於去看了她，親自和她結識了。她住在縣城郊區一個近親的家裡。她既不老，也不年輕；既不俊，也不醜；甚至看不出她是否聰明，是否受過教育？在她身上經常能夠看到的只是無限的仁慈，只是那一定要為人們做些好事以使人們感到滿意和輕鬆的不可遏止的願望。
這一切都可以在她那溫柔而慈善的目光中看得出來。我同另外一個出獄的難友一起在她家裡几乎度過了一個晚上。她專注地看著我們的眼睛，我們笑，她也笑，無論我們說什麼，她都急忙表示同意。她忙忙碌碌地盡其所能款待我們。
端上茶，擺上菜，還有糖果，彷彿她若是有幾千盧布，她也樂意都拿出來款待我們，並幫助我們那些尚留在獄中的難友們。告別時，她贈給我們每人一個煙盒作為紀念。這些煙盒是她親手用硬板紙為我們糊的(只有上帝曉得她糊得多麼好啊)，外面貼了一層象是小學算術課本封面那樣的彩色紙(也許真的是算術課本的封面)。為了美觀，兩個煙盒又都用金紙鑲上了一道細細的邊，這些紙可能是她特意從商店裡買來的。
「你們都抽菸，這東西你們也許用得着，」她這樣說道，彷彿為自己的禮物而感到不好意思……有人說(我聽到並讀到過)，對親近的人的最深的愛，同時也就是最大的利己主義。這裡究竟有什麼利己主義呢——我怎麼也不能理解。
入獄時，儘管我帶的錢不算太多，。但那時不知為什麼我卻不能認真地埋怨那些苦役犯，他們几乎在我入獄後幾個小時之內就欺騙了我，他們極其天真地、三番五次地向我借錢。但是有一點我要坦白承認：使我深感苦惱的是，我覺得，這些人出於天真的狡猾，一定會認為我是一個笨蛋、傻瓜，而且一定會嘲笑我，就因為我一連五次借給他們錢。他們也一定會認為，我受了他們欺騙，上了他們的當，如果與此相反，我拒絶他們，把他們趕走，那末我相信，他們對我就會尊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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