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用於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做無私的戰士易，做無私的難，做無私的大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成了黨閥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絶症在身，還是拖着病體常去看他。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合，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
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
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儘量低些，因為他是我弟弟。後恩壽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領國激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文革」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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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范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找到總理的侄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救救長江。周秉德是沈均儒長孫兒媳，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范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然敢解封信，因為總理有一條兼：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
如果說總理要借在黨的力量謀大私，閙獨立，閙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這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成員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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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
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順利北進，紮根陝北。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陳雲等提出反冒進，大怒，說不是冒進，是躍進，並多次讓周恩來檢討，甚至說到黨的分裂。
周恩來立即站出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几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雲、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幹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在他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下三年餘地。
第三次是「文革」中，騙取了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政治部
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彙報，在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坐引路。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解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他只有服從。
果然，九大之後只有兩年多，自我爆炸，總理連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餘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事件之後總理威信已到絶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絶症，一病難起，於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韶山與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據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裡，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唯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當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于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
他躺在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葯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後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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