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
難道可以把《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 些什麼蕭士 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chekov和Andreyev了。
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絶無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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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兒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
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達裡，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
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几乎要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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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隻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
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XX館的人員。
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裡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XX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XX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着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
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文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
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1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仍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個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
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舖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
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檢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
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于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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