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搗賊。彥昭誓于眾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為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寧陵。
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為文字，故不複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為名。
趙克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昌為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為法，況未必有耶？為辯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為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為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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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謂文孝謹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向發於書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閒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一書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于世者亦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於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親見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真跡深穩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
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於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為全物也。高閒書絶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為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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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試，時前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為願，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之亦自以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
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為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科禁。故事進士聞喜宴例賜詩以為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敕令，因為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
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際。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為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為苦，致遠輒遷坐于門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為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即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
每令書史取其詩稿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真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鬥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蓋當時文體雲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為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為善，一以為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為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
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于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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