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切也正是帕麥斯頓所極樂意看到的，帕麥斯頓在思想上是一個極其矛盾而且是樂意于自相矛盾的人，他是英國政治家坎寧的忠實信徒，而坎寧的思想核心就是尋求均勢，在一種矛盾中尋求均衡。因此在外人看來帕麥斯頓似乎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他靠不斷地挑起爭端來平衡一切矛盾，他一生就是不斷地從事着這種冒險的遊戲。一方面他被認為是一位真正的社會公僕，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們傳誦着這樣一件事：一次他發現格林公園的草地上豎起了鐵欄杆，他立即寫信給負責的大臣，用最嚴厲的詞句下令拆除障礙，他說，這些鐵欄杆是不可容忍的障礙，因為草地的作用本來就是讓老少公民在上面自由行走，公園也是為了他們的愉悅而存在，為什麼我們總是忘了這根本的東西呢？他內心裡極同情當時風起雲湧的資產階級革命，19世紀中期的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變，一頂頂皇冠紛紛落地，這些都令他十分快樂，阿爾伯特與維多利亞驚訝地發現，在那些年裡，他們的對外政策一直是支持造反派的，無論是在德國還是瑞士、奧地利、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另一方面在國內他又是一個保守派，是英國女王的外交大臣，在他身上沒有任何激進派的特徵。
帕麥斯頓的這種自相矛盾無法被阿爾伯特所理解、接受，在他看來，帕麥斯頓是個瘋子，東一拳西一腳，閉着眼睛瞎撞，沒有一些章法和主見，帕麥斯頓只能把一切弄得更糟：用宗派林立的無政府主義和平民暴動來取代專制主義。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在英國當時的憲章運動正在不斷高漲，它將危及英國的已有憲法及君主政體，帕麥斯頓的行徑只能加速這種危機的到來。
他們之間的這種矛盾使帕麥斯頓感到極其地不自在，他發覺他過去十年政治生涯中的那種自由不覊現在處處受到限制和干擾，在西班牙女王婚姻事件中，女王雖然把更多的火氣集中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但她的不悅，她的不時地掃向自己的鋭利而冷峻的目光使他覺得如果沒有阿爾伯特的支持與操縱是不至如此的。
帕麥斯頓決心用他的英國人的固執與任性去衝擊那個德國人阿爾伯特的理智之牆，阿爾伯特如果執意要插手，那就只有將他揮到一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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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正是靠着這一法寶而樹立起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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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遲才交給女王，這樣女王根本就沒有時間細看甚至修改，有時他乾脆就一意孤行，壓根兒就不送給女王，或者他乾脆就耍起無賴來，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異議，但寫公文還是照老樣子發往國外。而事情被女王發覺時，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賠不是，什麼不曉得會有這種事呀，一定要給那幫辦事的傢伙一頓訓斥呀，什麼女王陛下的旨意一定要重視，下不違例啦等等。但下次的事情又依然一樣，如此不斷地重複。
帕麥斯頓的公文有時激怒了國外的一些君主們，他們紛紛來信譴責女王，因為這些信均是以女王的名義發出去的。以女王名義的公文卻是女王所不讚成或者壓根兒就沒有看到過的，這豈不是對女皇的愚弄？
帕麥斯頓還有一個絶妙的解釋：每年往外交部發出的公文有 2.8萬份，如果每一份都需女王批閲後方能生效，其延誤將是極嚴重的。另外，既費時又勞神地去把檔案交給阿爾伯特做那過于瑣細的審查，對一位日理萬機的大臣來說也太過分了一些。
面對漠視與愚弄，阿爾伯特和女王不斷地向新任首相約翰勛爵施加壓力，必須採取行動制約帕麥斯頓，甚至解除他的外交大臣職務。
一項旨在反對帕麥斯頓的議案在上院以壓倒多數通過。然而，在下院的討論中，帕麥斯頓顯示出了他的老辣的政治手腕，在一篇長達四個多小時的演講中，他把解釋、抨擊、辯論、宣講，平鋪直敘和滔滔雄辯以完美的演講藝術體現出來，而這時，他的對手——羅伯特·比爾爵士已墜馬身殞，沒有誰能在講壇上擊敗他，他的外交大臣的位子便穩如泰山。
帕麥斯頓依然我行我素，這位外交大臣几乎成了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當時，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兩地的歸屬問題上，普魯士和丹麥發生了衝突，女王夫婦同情普魯士，而帕麥斯頓卻支持丹麥，並于1850年瞞着女王簽署了列強確保丹麥領土完整的條約。女王再也無法容忍，決心搬掉這塊頑石。她通過內閣首相轉給帕麥斯頓一封親筆信，措詞相當嚴厲：朕以為有理由為了預防將來的任何誤會，將朕對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簡略的說明。
朕要求：1他將清楚地陳述他在一個既定事件中的企圖，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麼；2一切方案，一經朕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發生這種行為，朕將以為是對君上無誠意，理所當然地行使朕的憲法權力，罷免這位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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